莫言
莫言说，文学的任何想象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可能是凭空的想象，都是从生活当中得来的。一个作家的描写不可能是对生活进行一种简单的照相式的描写，而是要通过想象、加工赋予其艺术性，通过塑造人物，用优美的文学语言展示出来。一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50后”，一个“90后”；一个是诺贝尔文学大师，一个是写作新锐。两个非常特殊的人，一场看似不可能的对话。6月30日下午，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办的文学对谈系列活动“世界如何想象与书写中国——跨越大洋的文学对话”在北师大新图书馆举行。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著名作家莫言与美国“90后”青年作家桑顿，就文学、文化、文明进行了一场跨越大洋的“对话”。
文学不能是对生活照相式的描写
约翰·兰多夫·桑顿，是哈佛大学历史系三年级的学生。14岁那年，他在父亲的建议下到中国游学一年，在北京和中国的青少年生活在一起，并根据在中国的生活体验创作了《美丽的国家》一书。谈起这本小说，他说：“书中很多东西来自我在中国的一年。我在写作之初有一个框架，大部分故事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这些生活素材被加工、被扩充。没有办法说它是完全真实的，因为它是一个想象的结果。小说里有美的、有丑的，但总体说来，整个图景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对于这位美国青年的作品，莫言说自己最欣赏他对人的关照：“我很认真地看了一遍桑顿的小说，他来中国时是十几岁的小孩子，也就是说实际上，他是用儿童的心理、用儿童的眼睛来感受这个对他来讲完全陌生的国度。他主要把他的眼睛盯在人的身上，用心灵来感受这些人，感受到这些人的善良、纯朴，当然也有狡猾、肤浅，他把这些写出来了，还是不错的。如果仅仅描写中国外部的高楼大厦、遍地垃圾，我觉得不应该是一个小作家所做的事情。
用同理心去想象中国与世界
在桑顿的眼中，中国是美丽的，但也存在交通拥挤、污染等“丑”的一面。在他看来，中国人、中国少年所看重的东西以及他们的努力等许多方面，与美国人、美国少年是共通的。在对中国的认识上，桑顿认为自己比一些美国人看得更为全面：“因为我来中国的时候年纪还非常小，我对中国已有的印象和知识不是特别多，没有太多先见的影响。我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了一个正在发生很多改变的中国，其实也是很复杂的中国。”
其实无论是外国人看中国，还是中国人看世界，莫言都希望大家能用历史的观点，用不同的坐标，不同的角度来探照。“一个人如果不能正确地看待自己的国家，也不能正确地看待别人的国家。”莫言如是说。
莫言特别欣赏桑顿书中写到的父亲教育他要有同理心。所谓的同理心就是希望一个人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替别人着想。“做生意，人际交流，甚至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只要有同理心就会变得顺畅许多。”莫言说，“现在外国对中国有各种议论和看法，但如果对中国的现实没有认真调查，只是根据个人喜好来妄加评议是不负责任的。中国有一句古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对，反过来说，己之所欲也不能强加于人。即便你认为这是对的，这个问题这样的处理方式，在你们家庭里、在你们国家里是实验过多少年的，都是正确的，但你也不能强行加到别人头上或者别的国家头上。我们还是应该相信，中国能有今天，这和中国人民的集体智慧是分不开的，处理中国面临的一切问题也离不开中国人民的集体智慧。”
人性层面大家都是一样的
一直以来，莫言的作品被有些人批评为迎合西方人想象的揭丑之作，特别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奖之后，批评声更大。对这个问题，莫言很无奈也很坦然：“那个时候，无论是作为写小说的我，还是作为当导演的张艺谋，我们都没有出过国门。我不知道西方人到底喜欢中国的什么。而且我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也没有想到我的小说将来要翻译成外文给外国人去看，更没有想象到我的小说会被拍成电影给西方人去看，我写作时就是用我自己的内心来写作，同时我也要为历史上的祖先们来写作，这是我写作的动力和初衷。”
莫言说：“很多批评是一厢情愿，西方人在揣测我们，我们也在揣测人家。其实从人性的层面上来考察，大家都差不多。为什么我们的作品翻译成西方语言能打动他们？为什么西方的文艺作品翻成中文能感动我们？是因为人性有很多最基本的层面是一致的。这也是文学交流与一般交流相比之下的巨大优势，因为文学的着眼点是在写人。作家在写作时也要怀抱着同理心去写。”对于这一点，桑顿深表认同。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作家
桑顿现在正抓紧时间多看中国作家的书，说起最喜欢的作家，自然还是莫言。而莫言对美国作家也是不吝溢美之词。他说美国优秀的作家像满天星斗一样，数不胜数。
“海明威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他的语言在美国文学中是简洁的一类，有人说他是傻瓜的语言，非常简短。与他相对应的，走向他反面的是福克纳，福克纳的语言即便翻成中文也能感受到句子的累赘、拖泥带水。但这两个作家都是美国伟大的作家，他们两个的语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写作风格非常不一样。”莫言说。
在这一点上，莫言认为美国给了中国启发，那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学应该有一个国家文学独特的面貌。在同一个国度内，用中文写作的作家都要努力地形成自己的风格。因为作家的文学语言就是他风格最鲜明的外衣。所以从语言的角度来讲，中国作家应该向美国作家学习。
在被问到中国文学未来的走向时，莫言表示，每一个时代都应该有每个时代的作家，每个时代也都有每个时代的作者。中国当下的生活应该由年轻人来写，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面对越来越大的受众群，莫言说读者越多越是应该坚持写作的初衷：“我现在还是应该写，我还是写写我的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