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之前，我最怕的就是过年。过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问你同样的问题，忙什么呢？
忙什么呢？在过年的家乡，在一年未见面的亲朋嘴里，不是一种寒暄，而是问你在过去的一年里收获了什么。为了逃避这种追问，我总是在大年夜熬个通宵，天亮时开始睡觉，给自己一个避免回答的理由。说睡觉，其实就是躺着，用被子蒙着头，隔着棉花听来家中拜年的人问，二妮回来了，她忙什么呢？找对象了吗？干啥事业呢？挣大钱了吗？拿什么回来孝敬你了？母亲避重就轻地回答人家，回来了，夜猫子，睡着觉呢，起来后让她去给你拜年。拜年的人走了，母亲的叹息穿过厚厚的棉花进到耳朵里。
我在母亲的叹息声里不停地拷问自己——你到底在忙些什么？到底有哪些可以安慰自己、安慰母亲的收获？
母亲的叹息越来越频繁。日子越来越短。年越过越恐慌。
越过越恐慌的日子里，我把自己的生命拷问成了一只悲伤失望的口袋。里面除了些记忆的碎片外，再无别的可以支撑生命的东西。那些碎片也大多是灰色的，阴天的颜色。它们曾经是我年少时的梦想、爱情、追求、新鲜美丽的容颜……它们曾经都是彩色的、热烈的，闪着夺目的光彩，铺成宽广的道路，演变成无法抵挡的诱惑，让我去追赶漫长的成长，追赶新的年、新的岁月。那时的生命是扬起的帆。然而，一切都成了碎片。灰色的碎片。用手搅拌，连点响声都没有。帆，落下来，变成悲伤失望的口袋。
有一段时间，我几乎被生命的恐慌压垮了。我天天翻看印度作家阿伦德哈蒂·罗易的小说，为书里的一句话着迷——不算老，不算年轻，刚刚是一个可以去死的年龄。我盼望着有致命的灾祸能让我不受亲人指责地死去。我害怕活下去，害怕生命到终老的尽头还是一只盛载悲伤和失望的口袋。
幸运的是，一天夜里，我读到了博尔赫斯的《谈失明》一文。博尔赫斯说：“一名作家，或所有的人，都应当把发生的事看成是一种工具。他所遇见的一切，甚至侮辱、气恼、不幸等等，一切对他来说就是一块陶土，一种创造艺术的材料，他应当利用它”。
那个夜晚，我突然找到了不再让生命继续恐慌下去的工具。那个夜晚，我对着博尔赫斯那张衰老的、瘦长的、智慧的脸，泪流不止。我对那个曾经梦想到中国来的老人，那个喜欢中国但只能在失明的黑暗里遥想长城的老人，对那个说失明是他的一种工具的老人说，谢谢您，谢谢。
我开始写作。开始学习写作。30岁。这对于眼下少年天才林立的世界来说，或许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过晚的选择，但这有什么重要呢？重要的是，写作将我生命悲伤失望的口袋重新吹挂成帆。我不再抱怨生活与命运，不再挑剔自己生命里的过失，不再记恨曾经的伤害，我感恩地看着生命里与我有缘相遇的人和事，坦然地等待着可能到来的一切，哪怕是侮辱、气恼和不幸。
这一年，我没再害怕回家过年。虽然我仍没有让亲朋满意的回答，仍无法安慰母亲的忧虑。但是，我可以面对自己的恐慌了。后来，我终于嫁掉了，进入了母亲认为正确的人生轨道，母亲忧虑的唠叨和叹息随之消失了。或许在母亲眼里，女儿成婚她就知足了。
母亲不知道，她的女儿因为写作有了另一种知足——文学让生命有暖有靠。真正开始写作后，才知道文学不但能祛除生命的恐慌，还能带来很多真诚的师友。他们或近在身边，或远在天涯，甚或从未谋面，只是因文学在关注着你、关心着你——你写好了，他们为你高兴、为你赞叹；你退步了，他们为你惋惜甚至着急上火。有的朋友会辗转联系到你，只为提醒你，这个小说有个问题没处理好……偶尔的，我会从网上搜读朋友们为我写下的文字，不管是赞美还是批评，都让我暖在心里，让我觉得在茫茫世界里有暖有靠，让我觉得文学像宗教一样护佑着我、救赎着我。
现在，我不仅是名药师、写作者，还是一个孩子的母亲。我像母亲当年为我一样为儿子将来的生存而忧虑。这样的时候，我就在心里为将来儿子体验到的恐慌准备了一个建议——去写作吧。这样的时候，我告诫自己，作品里必须有暖的、真的、善的、美的，让读到它的人感受到温暖。暖他的一生，帮他抵御生命里遭遇到的一切暗的、冷的、霉烂的、变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