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跌跌撞撞地进入城市化之后，写作者就开始分成了两拨：一是从小生长在闹市里的；二是出生在乡野间的。这两种作家的区别是蛮大也蛮有意思的。一直有人想探究他们谁能走得更远更有高度、拥有更强的创造力，可能既不容易又不好玩。因为这种区分很危险也很复杂。
来自乡野的作家如果要走得远，也许需要一个条件，就是自身经历一个类似于“城市化”的过程，经历那些看起来未免繁琐，但却是必不可少的现代烦恼，比如什么理论的大学教育的这繁琐的一沓子。他从这种厌烦中极力摆脱，不断地挣脱，最后会有与过去不同的一些经验，包括厌烦的经验。他会发现乡野经验与厌烦的经验一旦结合起来，就会产生极其特别的、强大的力量。
出生在城市里的作家因为离现代读者更近，一开始就会消除一些烦恼，得到很多宝贵的鼓励。他们渐渐会成为出生在乡野作家的最好的朋友，相互汲取一些东西。为了走得更远，他们总是极力开拓自己的地理空间，因为越是上了年纪就越是发现：植物都很难在柏油路和水泥地上生长，人也一样，城里没有土壤，氧气稀薄。
现代空气测试已经可以量化，比如对空气中负离子数量的统计，在渤海和黄海交界的长山列岛这一带，包括万松浦以北的这个海域和岛屿，负离子读数最高可接近或达到两万。可是在一些城市如北京、济南这种地方，读数很低——有人说大概仅有几千或一万吧？不，只有二三十；一二百那是好的，即使到了郊区的树林里，要超过一千也很难。在一个新鲜空气如此稀薄的闹市里生活，当然会折杀生命的生长力和创造力。
一个终生不愿迈出城区的作家，竟能走得那样远，该有多好的体力和才华。他们如果像出走修行的人士那样，再获得一些安静和旷野绿地，又会是怎样一种惊人的情形？不知道，或许一切还恰好相反，因为生命性质不同，人的机灵是不一样的，有人可能天生就对于闹市特别敏感。
比如说索尔·贝娄就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动物，他一辈子没有离开城市，作品中不停地写知识分子和城市纠葛，但也实在伟大宏阔。确实是这样。但是如果研究索尔·贝娄的作品，就会发现他终生在做两种事情：一是在文字世界里畅游——大概比他读书更多的作家是很少的，简直什么都读；同时他还是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委员会主席。也就是说，他在文字海洋里面畅游的广度和深度远非一般人可比，而且是一个好的学者。他像南非的库切一样，是典型的学者型作家。他在文字的世界里陶醉畅游，并让这种生活成为虚构的重要基础。
二是他仍然极度地向往自然，对客观世界异常敏感。西方那些极度城市化的作家，和中国新兴城市的作家还是不一样——他们那个城市的一切早已化为日常生活的泥土了，拥有自己漫长悠久的历史，有各种各样的隐秘角落，整个的城市土壤已经淤积得很深很深了。即便如此，索尔·贝娄在写到芝加哥的雪融化之前，小孩子在路边探宝，一脚踢出瓶子盖或几分钱硬币的那种欣喜多么簇新动人。他多次写到芝加哥的湖，写田野上各种植物的细部……总之他会利用一切机会与大自然亲近，与大地的神经丝丝相接。
城市作家与乡野作家都不忘巩固原来的优势——前者在人造的景观世界里探索，在文字海洋畅游的深度和广度非同一般，这或者是另一个基础。乡野作家也不能一味撒野，这会有个限度——能否掌握这个限度和分寸，会造成云泥之别。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屠格涅夫，看起来都是生于贵族之家或城市街区的，但他们整个的生活历程中，与平民的来往是很频繁的。而且他们大量的时间是在俄罗斯大地上行走。普希金主要住在郊区；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流放地生活；托尔斯泰不离树木蓊郁的庄园；屠格涅夫迷恋俄罗斯大地。
贴近山川土地，似乎具有了强大的优势。这是上帝赐予的不可剥夺之物。但可怕的是自我放弃，固守一孔之见，或者因此而鄙视文明修养。学习，广泛的见闻和游览，这一切都会一点点积累起来，成为终生受用的财富。
有人认为中国没有纯粹的城市作家。他们大概以现代作家们为例，却没有以今天的作家为例。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城市化程度很低，即便看起来是一座大城市，实际气质也还是一个大乡村。它的本质内容跟乡村的交接边缘不是特别清晰，有时候似乎是介于二者之间。所以中国作家更多地置身于城市和乡村之间。有些看起来已经相当繁华的大都市，从形式到内容仍然是处于对西方都会的摹仿，外洋内土。这些城市还没有称得上自身的独特文化与历史，严格讲还算不上真正的现代都会。所以聪明的城市写作者一生都在省悟这个生活主题，尽一切机会与乡野密切交融。
到了当代，情况就稍稍改观了，这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关。我们渐渐会发现比较纯粹的城市作家在出现。由于中国对西方城市的模仿，对其生活状态的模仿，时间日久，也会衍生出很特殊的、中国当下的一份城市生活。这种生活培植起来的写作自有优势，那就是在模仿中的忘我状态、一种与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西方都大为不同的特殊生活情状。他们的心理不同，描述也不同。他们在不难察觉的自卑中与世界对话，居然也能对得起来。这就是当今的乡野作家所不具备的生活内容和文化视野。这就呈现了表述身份和表述内容的极端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也许是只有第三世界的中国才具备的。但是他们和西方那些纯粹的城市化作家所面临的困境仍然是一样的，就是同样需要大地和乡野，需要去见识大风景——那些地方氧气充足。
这里的“氧气”当然不光是指化学分子式的意义了。
对文学研究者可能也是如此。一个完全不了解乡村与土地的人，也就处在了长期缺氧的环境之中。西方的个别研究者依赖于学府传统和流派，可以在那个研究的小圈子里名声日隆，因为他们掌握了一个体系，掌握了一种现代解剖方法，有学术家族的密码。这个密码和钥匙似乎攥在他们手里，有时候是近亲私授，靠血缘关系传递。这种游戏由于看上去过于认真，也就显得有些荒诞。
这一类高深晦涩的西方学院派，其实与文学的簇新感动和真正的诗意是对立的。但是他们可以在对立中快活地繁衍，正像塑料化纤布景与真实的自然风貌对立，却具有很大的市场一样。商业主义时代什么都可以成功，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对于有一部分较真的人来说，他们却不会满足这些，一定还要吸收被世俗落叶所覆盖了的、广袤大地上的营养。这是另一类令人尊敬的学院派。
关于乡野与成长的话题，还可以再扩展开来说。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俄罗斯是触目的，给人震撼最大。它横跨欧亚大陆，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狭促地理环境很不一样，跟北美国家也不一样。它有西伯利亚，也有欧洲的部分，在它广阔的国土上有很苍凉的地区：冬天很冷，白雪无垠。可是春夏天的圣彼得堡鲜花遍地，又是浪漫之都。它的东部城市也非常浪漫，这是从它的西部蔓延过去的。但是它给人整个的感觉还是宽阔和苍凉。这样的民族很容易产生严肃的思想，他们生长在一片忧郁的土地上，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类作家，赫尔岑那样的思想者，普希金、莱蒙托夫那一类的歌手，他们的出现绝非偶然。推理起来，从一个民族到一些个体，道理全都一样：没有开阔苍凉的大野，生命的求索和想象就成了另一番景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