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在拉萨以外的开放的城市写作，比如北京，在这里可以看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信念带给我不同于藏地的感受。尤其是北京的妇女，她们看上去非常独立，她们的背影看得出她们自食其力，在这所城市里坦然地劳动和生活。
我喜欢在北京写作，在一个可以看到街的高楼里，住在一个干净的酒店，比如西藏大厦：房间很大，床单被子都是白色的，灯光柔和，有个小冰柜可以储存水果和酒。我晚上不想睡，灵感扑来，激活了我，于是整夜不睡，写作。我一个人住在酒店写作，获得了全面的自在，每天既可以遇见、看到和遥望家乡的人，又可以完全像北京人，不，确切地说，可以像一个没有任何地域和民族文化传统束缚的女人，安排自己的作息，尽情地写作。
但这不是我的生活。太短暂和虚幻。
回到拉萨，这里有家，有面朝草地和白桦树的书房，有一成不变的宁静，也只有一种文化根深蒂固从不间断地深入着我的血脉。推开窗，夜雨瓢泼，清晨却在太阳光里犹若银色的梦。于是写作，成为惟一的与外界的交流，沉缓、漫长、委婉而孤独。
2000年，我搬到乡里定居，埋头13年。我在那所房子里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本散文集、一本诗集和其它一些。那所房子的周围没有一个人和我讲文学、诗歌或者一起听音乐。周围的人都很穷，有时半夜会把我敲起来，要我帮忙送去医院。之前我的生活还好，在舞台上演出，后来当记者、节目主持人。晚上总是梦见该我上台了，却焦急地找不到靴子或一只耳环。记者工作也非常忙，特别是冬天下乡，晚上风很大，就我一个女孩住在乡里土坯招待所里，玻璃窗上挂着蜘蛛网，门关不住。被子也许很脏还有臭味，那时年轻，没感觉。半夜外面野狗在狂风里哭，我就抱着被子敲开男记者们的门，要求和他们住一起。
那时我写通讯、新闻稿是快手。写人物通讯，采访一个乡下男赤脚医生，他为难产妇女半夜赤手接产，我写得多情，写得自己一直哭泣，写不够，就另外用诗歌和短篇小说来写强烈的感情。之后，散文集《生命的颜色》、诗集《在心灵的天际》相继出版，还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1999年底，我带着儿子搬到乡下的大房子里，工作也换了。此后，整个白天和晚上的时间都可以写作了。但我并不知道我要写什么，为什么而写或者会写成什么样。
有时我在园子里散步，戴着草帽，挽起裤腿浇水、种花，在溪水里掏上游流下来的垃圾。我感到矛盾，我难舍那样劳动的安详和快乐。但二楼窗口里像有一种力量在喊叫，那些人和故事，要我回去跋涉。为此我牵肠挂肚，沉浸在伤痛和另外的命运中。
我还记得《复活的度母》里的曲桑姆变得肥胖、酗酒，她得了肝硬化，她要死了，我无力改变她的命运，我只能哭。她死前终于见到了丹竹活佛，我从绝望中振作起来，继续写。写到后来，她的妹妹琼芨活到了老，两眼却快要失明了。曾经那样美丽、勇敢的女人啊！我再度陷入绝望。梦里我的脑子一片混乱，现实这样残酷啊。那天，在书的结尾，我摘抄了一段藏医里的文字，很美，很虚幻，眼疾也许可能变成那样，我暗暗期待着。
我没有任何参照地写着，忠诚和满怀天真。现在我仍感到无法说清我写了什么。如果事先我知道并非常清楚，也许我就不写了。
写作是那么神秘。具有某种宗教性质，仿佛未知世界苍茫而空白，混乱而激越，牵引着我赤裸而去，自己究竟要写些什么？而发生的故事、那些人和事令我惊魂动魄，令我身经累世。
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写，离开我的家，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在不同地方突然降临的一个细节、片断。写作有时候就那么突然，一种冲动让我写下来，事后我认不出来当时自己竟写了那么多恍若隔世的事。时间、地点、人物，在一首诗歌、一篇很美的散文，一段故事里让我虚实难辨，毫无拘束。写《复活的度母》时，就更自如了，后来再看，有的可能成为阅读的障碍。我不知道第3个长篇会不会这样，但一切要听从内心的呼唤。一旦开始写，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写作激发出一切野性，让我不能自已。
很多时候我也停下来，就感到米兰·昆德拉式的轻。我找不到在死之前可以去做的事，除了写作，我无事可做。写作让我的生活变得孤独，但也让我忘记死。在写作里，我全然爱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