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山居图》是我50多年写作生涯中写得最苦最累的一部，我是用血泪在写书，因为悲伤加劳累，三次被送进医院。第一次进医院，我躺在病床上还在记挂这本书，因为只有我才能把在美丽的富春山下老百姓那段地狱般的苦难生活记录下来告诉后人。
日本鬼子曾在富阳鹳山顶架起大炮向江南各个村子大打装有鼠疫、霍乱、碳疽病菌的炮弹，不到半个月，我们杨浦口村就不明不白地死掉了近三分之一的老百姓，就我家台门里住的三户人家，房东母子三人死掉大儿子，我家隔壁两夫妻全部死掉，留下三个儿子。我大难不死，但发高热、说胡话，据说是老祖宗保佑，让妈妈顶替了我，她那年才49岁，可她是我们家的脊梁骨呀！我嫂嫂无缘无故脚上起泡、溃烂，最后整条腿只剩了一根漆黑的骨头，她今年95岁，是活的见证。我阿爹也差一点病死，可能是老祖宗想到我和阿弟太小无法生活，才把他的命保留下来。
日本投降后，老百姓盼望过平平安安的日子，等来的却是国民党的苛捐杂税，特别是抽壮丁，又弄得不少人家破人亡。我阿哥几次想把右眼用针戳瞎，或用刀砍掉右手的食指，说这样的人不能打枪，国民党是不要的，可是我阿哥是做草纸为生的，而且自己也下不了手，只好逃壮丁；我姐夫大雪天被抓去当壮丁，死在半路尸骨未回，姐姐为了把老公保出来，卖掉了土地，后来知道上当受骗，又气又恨又伤心，一病不起，死后3天才被去看望女儿的阿爹发现，原来全村有名的美女，已瘦成一副骨架……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村有500多口人，除去老弱病幼，好手好脚的男人至少有200人。那一天日本鬼子进村，连汉奸加在一起也只十几个人，而且只有一半人手里拿着枪或者刺刀，其余都空着手，全村的男女老少却躲的躲，藏的藏，躲不了藏不了的人都眼看着自己家的猪、羊和财产被抢，眼看着自己的妻女被强奸，这是多么悲哀的场面啊！这70多年前的血泪史，我是亲身经历的，如果我不把它写下来，就会被埋没掉，作为一个老作家，是失职，是犯罪。我也希望年轻人能抽时间看看我的书，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把祖国建设得更强盛、更文明，不再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像我小时候一样，被日本鬼子像捻死一只蚂蚁一样无辜地枪杀……
《富春山居图》记录了当年日本侵略军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犯下的血淋淋的罪行。小说主人公董阿开，是一个以做富阳草纸(手纸)为生的善良农民，他刚出生的儿子因逃避日本鬼子而被闷死，老婆也为此而投江自尽，他为了给儿子、老婆报仇，用柴刀劈死了一个正在强奸妇女的日本小军官，后来竟收养了一个日本女兵生下的小男孩，而且千里迢迢把他抱回来，既当爹又当娘，历尽千辛万苦把他养大，还亲自将他送回日本，让他同亲人团聚，他自己却只身回到老家，仍过着做草纸的艰辛日子。董阿开的这种爱，源于他姆妈从小教导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种爱已超越了国界、民族，是一种大爱，这和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那句“拯救一个人，等于拯救全世界”，说法不同，含义一样。
看到日本新首相安倍访美时对媒体说：“日本回来了。”我立马产生了疑问：到底是战败后的日本，还是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我想美国人也不会忘记珍珠港事件)？因为日本一直存在着一股梦想复辟军国主义的右倾势力。前首相野田佳彦本是草根出身，1984年作为日本青年友好交流访华团的一员首次访华，从那时起同中国结缘，常称自己是“日中交流之子”，进入政界，竟狂妄地挑起了“钓鱼岛”事件。日本作家村上春树2012年9月28日在日本《朝日新闻》上发表文章，针对中日领土争端提醒日本民众小心那些煽风点火的政客，他说：“他们仅凭漂亮话就煽动了人心，但实际上受伤害的却是身陷其中的每一个人。”中国有句名言叫“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周恩来总理在中日建交时又重新提了出来。我写《富春山居图》的目的之一也在于此。日本前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离任时曾经说过：“夫妻吵架还可以分手，但日中两国无法分手，而且这种关系比人的寿命要长得多。”因为我们是一衣带水的邻居。
有朋友见了我的书，扉页上即是“献给爱妻钱庆华”七个大字，马上会联想到我送给他们的、为纪念妻子去世一周年写的《爱深深，情长长》，用文字和大量照片记录了我们这一生的爱情。当年好多朋友看了这部书都为我们的爱情感动，有人说他们是一边读一边流泪，甚至失声痛哭；有朋友说特别感动，读了一遍又一遍；已经6年多了，这本书至今还在朋友中传阅，还有人把它复印出来，说要给更多的人去看；有人打电话来问，可不可以公开出版？虽然在《富春山居图》的小说中，没有一个细节同我妻子有关，但是我能走到今天，79岁还能写出这么长的小说，有我妻子一半的功劳。她为了支持我写作，包揽了全部家务，把四个孩子拉扯大；为了支持我培养浙江儿童文学作家，从牙缝里挤出钱来让我去杭州办创作学习班……在我开始写作《富春山居图》的时候，妻子已经有病了，她不让我送她去医院，怕分散我的精力；她长期失眠，怕影响我休息耽误创作，一个人悄悄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假装看电视，直到我一觉醒来才流着泪把已经睡着了的妻子抱回到床上……2012年10月，我拿到《富春山居图》样书，第一时间送到我妻子的遗像前，让她第一个看到我的新书，这也是我写这部书的最大心愿。评论家、好友汪习麟曾经为《爱深深，情长长》写过专文，他的题目是《坚持不渝的典范》，摘录其中一节：“老倪夫妇的爱情深笃，我从他平时的措举中，也是深有体会。1998年8月，浙江作协举办‘浙江省首届中小学文学社辅导老师暨首届中青年儿童文学作家培训班’，老倪邀我前往讲述诗歌欣赏及诗歌修养问题，我同老倪同室而居，这时，钱老师的糖尿病很不稳定，老倪本应伴随身边照料，但为了工作，钱老师硬是让老倪日夜在文艺大厦主持培训工作。老倪如何放心得下？在会议的几天里，每天清晨5点我还在甜睡时，他就跑回到曙光路家里，从门口取了牛奶，弄好早点，然后再跑步到文艺大厦(注：往返20多里)。这一年，老倪已65岁，他的辛劳，他的情义，是为许多人所不及的。”
我的新作《富春山居图》他收到后不久就给我回了信，他说：“看到如此丰厚的著作，我由衷地为您高兴，并无限佩服！钱老师仙逝之后这6年中，您以对她深挚的爱，化为创作的动力，夜以继日，辛勤笔耕，犹如钱老师陪伴于侧，时时感到她的呵护与勉励，终于结成硕果。您在扉页上深情题道：‘献给爱妻钱庆华’，这是当今至为少见的情义，实在让人感动。”
我写这部书不仅仅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滔天罪行，更想表达人类共同的追求：热爱和平、热爱生命、希望安宁，只要全世界的人都像富春山之子董阿开一样充满爱，就没有纷争，更不会有战争，把花在制造杀人武器上的钱用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保障上，真正做到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病有所医……我相信这样的日子总有一天会到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