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年前的1980年，我一连发表了3部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从1982年起，中国青年出版社把我的3部长篇小说分别出版了单行本，《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印行了25万册，《风凛冽》印了10万册，《蹉跎岁月》半年之内连印了3次，每次12.5万册，计有37.5万册。即使处在当年文学的黄金时代，这些印数也还是很可观的。一时间，诸多的报纸针对这一现象作了报道，北京、黑龙江、上海的广播电台连播了我的这3部长篇小说。而且传出消息，中央电视台已来找我，要将《蹉跎岁月》改编为电视连续剧。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贵州省作家协会为我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开了一个大型的作品研讨会。当初我由一个偏远山乡的知青，刚刚调进省作协不久，别说来参加会议的省城各界人士我大多不认识，由于在省城贵阳没有住房，户口还挂在《山花》编辑部的一位老编辑家里，我这个顶着一顶专业作家帽子的小青年，连本单位很多人也不认识。
但是，这个作品讨论会，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之所以印象深刻，其一，我那时候还不晓得研讨会是怎么回事，坐进会场，我诚惶诚恐地听着每一个人的发言。首先给我第一个印象是，所有的发言者，无论是批评家，是领导，是理论工作者，是文学教授，还是来自筹备中的文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报刊、杂志的编辑和主编，他们都认真地读了我这3部最初的长篇小说，有的通读了我的3本书，有的着重读了我的一本书。而且读得很细致，发言中举例提到的细节，有一些我这个作者写过也忘了，他们都会点出来。
其二，在“唱赞歌”的同时，(我得说明一下，这个唱赞歌，是发言者和主持会议者的原话)，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把发言的重点放在了“批评”上。这批评，包括了意见、建议、不足、对细节的拷问和质疑上。尤其是我这个上海知青，写到贵州山乡农村的许多人和事，甚至景物、气候、风情、植物、俚俗，等等，都被他们这些读者一一进行了审视般的阅读。说老实话，听到后头的时候，我甚至有如坐针毡的感觉，还带一点委屈的情绪，也许正是年轻吧，好一阵我是借着记录，埋着脑壳不敢把脸抬起来面对众人。这情形显然被有些好心的领导及老一辈的与会者看出来了，他们会不时地插话，说上几句缓和气氛的话。
会议结束了，我脸涨得通红离座起身和每一位与会者道别，这脸红可以解释为我很激动，但更多的还是因为受了批评，被人当面指出不足和提出质疑，心里头还是有些不舒服的。不过冷静下来，细想一下，很多同志的发言还是诚恳的、真挚的、具有真知灼见的，特别是对我以后继续写作是很有帮助的。
研讨会后，贵州省文联的《文学通迅》，全文刊载了会议的发言记录，还概括地写了一篇会议纪要。我珍藏着这本《文学通迅》，时常拿出来翻阅一下。构思新的长篇小说以后，我还会经常把会议的发言记录看一遍，看一看当年人家给我指出的不足和毛病，我是不是有意或无意地重犯。
从这一意义上说，真知灼见的批评，作家还是需要的。这也是另一意义上的对作家的“与人为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