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的契机，我有幸见识到一群被常人世界定义为“疯子”的人，我发现，他们并不像通常人们所想象的那般恐怖和另类，倒比“正常人”还要率性、坦诚和可爱些，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我通过特别的途径，地下党样混入俗称为“疯人院”的精神病院，得以近距离观察“疯子”，并与疯子们朝夕相处。正是在“疯人院”里，我看到了一颗颗鲜活赤裸的灵魂，亲眼目睹了灵魂惊心动魄的悸动、痉挛和颠簸跌宕。在“正常人”的世界里，身体、物质以及欲望愈来愈浩荡，“灵魂”在其泰山压顶般的挤逼之下，几乎失去最后的存身之隙，以致使我们不免常常质疑：人真的有灵魂吗？为什么愈来愈感觉不到它的烛照？
恰恰是在精神病院这个被人鄙弃的地方，我真切地印证了“灵魂”的存在。在那些被定义为“疯子”的人们身上，我看到了灵魂灼灼夺目的光彩，并真切地体味到：灵魂会感冒、会发烧、会寒冷、会流血，会生出恶性肿瘤。在“正常世界”里，灵魂之光愈来愈黯淡和微弱，这预示着：人在逐渐泯灭其作为“灵长动物”的灵性一面并朝着低处匍匐，那低处是物质、是肉体、是欲望、是享乐、是沉溺，是“人”走向“非人”的退化。如果我们承认人由于灵魂的光彩而高贵，就必须尊重灵魂会生发病痛这一事实，并正视这病痛，努力让灵魂闪耀出原本的光彩。肉体的健康愈来愈受到重视，灵魂的疾患却在被空前地忽略，连灵魂本身的存在都面临被否认和湮没的时候，以文字的方式彰显灵魂、重现灵魂，尊重灵魂、正视灵魂，让灵魂发出属于它自己的声音，让它歌舞、让它鸣唱，让它啼泣嚎叫，这是我的愿望，亦是我疗治和梳理自己灵魂的途径。
我承认，我的情绪常常陷入“异常”的胶着状态，比如，某段时间我会沉溺于抑郁的深潭难以泅渡；某段时间我会因极度的孤独而被绝望扼攫；某段时间里我会因自怨自艾恨不得拿刀捅了自己，某段时间里我又会激情昂扬热血澎湃。我承认，我曾深陷于暗恋的泥潭不能自拔；我承认我常常被诸多自相矛盾的念头纠结和煎迫到生不如死。那么，我算是“正常”呢还是“不正常”？我确实比“疯子”更高明、更理智、更清醒、更优越吗？我真的有资格居高临下地鄙视和嘲笑一个“疯子”吗？无论怎样的尺子都量不准确。以我亲眼所见，所谓“疯子”，就是爱得比别人更深、恨得比别人更切，对是非曲直比别人更执拗、更较真、更不懂得通融和妥协的人。我之所以没有疯掉，是因为我扼杀和戗制自己的力度更强大，我被格式化的程度更深更甚，我活得更悲哀更可怜，我甚至沦为了我自己的暴君和囚徒，这丝毫都不值得自豪。
在精神病院里，我看到一个临窗而立的女人日夜杜鹃啼血般地重复着“我爱你海涛”这句话。我不知道她痴爱的那个男人在哪里，但我知道她爱得认认真真。面对她我扪心自问：难道我真的不想像她那样，热辣辣不管不顾地吐露出我的爱意和绝望吗？这个世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变得空前地艰难，某些情况下甚至难于与凶猛的野兽相处？为什么许多人宁可从宠物狗那里得到慰藉却对自己的同类失去最后一点信任？同样是在精神病院里，我看到了“疯子”与“疯子”之间纯真素朴的友爱：比如，一个“疯子”慷慨地举起苹果，让别的“疯子”们一人一口分享美味。我还亲眼看到，在吃零食的规定时间里，一个女“疯子”把家人送来的半个西瓜直接用手指抠挖着一小块一小块地送抵病友们的嘴里(因为担心自戗，病房里不允许有刀具之类的东西存在)，大家全都吃得心满意足，“常人世界”的礼仪和戒律在这里荡然无存，我本人也很荣幸地被这快乐所波及：一个年轻俊俏的“女疯子”把她的饭碗举至我唇边固执地要我喝一口她的玉米粥，以此表示她对我的友爱，她之所以友爱我，仅仅因为我愿意专心致志地听她讲疯话，她患的病被命名为“思维奔逸症”，正是在她奔逸的思维和滔滔不绝的述说里，我看到了梦的翅膀，那么地壮美！然而，我们的整个社会包括她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众志成城地围剿了她的梦想，砍斫了她欲意凌空飞翅的翅膀，使她沦为“疯子”。我喝了她的玉米粥。我相信，那口玉米粥所代表的是世界上最纯粹的友情。
我发现，“疯子”的世界坦荡荡赤裸裸，如同孩子的世界那般简单。当我要离开“疯人院”的时候，一个“女疯子”紧紧地抓住我的手失声痛哭，并一再地嘱托：“你可要记着我呀，别把我忘了！”那个女人的哭声至今还在我的耳畔回荡，我必须不无悲哀地承认，迄今为止，这世界上还不曾有人因为与我的别离而如此地大放悲声过，那哭声至今还在温暖和慰藉我意冷齿寒的孤独和绝望。我对自己说，如果我是人，如果我想要以人的名义活着，那我就要写。文学与否，那是能力问题，我想说出的是：别把灵魂那孩子挤瘪和踩踏死啊，看她一眼吧，她瑟缩在犄角旮旯里哭泣流泪呢，写作，那是灵魂的啼泣和鸣唱啊。——这是我为《疯子的墓园》这篇小说所写的创作谈，这个“创作谈”所谈出的应该就是我与文字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