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朋友〉90年》一书，终于在《小朋友》杂志成立90周年前夕写完了。
我为什么要为远在上海的儿童杂志《小朋友》写这本述说其历史演变的小书呢，这和我那初入幼儿园的小女儿有关。周末带她在大街上闲逛，路过绿色的邮亭，她被那花花绿绿的各种杂志吸引住了，望着那本版式方方正正的《小朋友》不走，小女的眼神里放出贪婪和渴求的光芒，于是妻给她买了这本杂志。不到两三天她就翻完了此书，而且吵着还要新的，妻只好给她解释：《小朋友》是每月出一本的，要看，只有等下个月再买。《小朋友》不仅对孩子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当翻阅这本杂志后我才发觉：该杂志所刊儿歌、童话确实图文并茂，短小有趣，即使一般成人，也会被它紧紧吸引。从此，《小朋友》便成了我们全家的爱物。
随着对《小朋友》杂志研读的深入，渐渐在我心中产生了对于这份杂志的一些难于更改的认识，该杂志在办刊过程中，不仅催生了中国幼儿文学，而且确立了它在我国儿童文学中的地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它还大大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迅猛发展……
基于上述理解，我陆续写作了一些关于研究《小朋友》的文章。这些文字大多源于阅读《小朋友》后引发的思考，以及对《小朋友》的作者、编者所发表和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的解读与品评。我想，包括《小朋友》在内的幼儿刊物及其所发作品不被人们看重，难道不正是我国文学研究习惯性的偏见所造成的一种悲哀？所以，我总想通过自己写的那点儿微不足道的文字，为被轻贱的《小朋友》及其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说几句公道话，为它们的被忽视乃至被轻视而鸣不平。
时间推移到2011年春天，《小朋友》创刊90周年的日子快到了，我想何不趁这机会把《小朋友》迈过的这段不算太短的岁月来一个小结呢。曾任《小朋友》两届主编的陈伯吹先生生前有个遗愿，就是希望有人写一本史书来记载和表现上海的儿童文学发展历程。我把自己的这一想法电话告诉了《小朋友》主编唐兵女士。过了一段时间，唐主编回函说，选题角度较新颖，内容也好，出版社若能找到出版资助，一定邀请你来完成这个课题的研究。后来，《小朋友》杂志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得到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专项基金的资助，从而启动了我的《〈小朋友〉90年》一书的执笔写作。
于是，从2011年9月到次年2月，我成天伏案于电脑前紧张码字半载，而后将30万字的初稿发到了“上少”责编手里。我满以为替《小朋友》写书的事已经大功告成，然而，这个过分高看自己的估计在认真挑剔的编辑面前却全错了，彻头彻尾地错了！
作为一家为少年儿童出书的专业出版机构，“上少”编辑们总是以其职业的敏锐眼光审视每一位作者的来稿。就像俗语说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样铁面无私。所以，当责编和主管书稿处理的一些领导看了我的稿子后，虽然对该书题材的重要价值予以了肯定，但对书稿艺术质量的把握却丝毫也不肯放松。从书稿的总体结构到局部细节，出版社都提出了许多意见，仅就书面整理的文字意见也足足有二三百字之多，大的问题罗列了一二十条。
初读这些文字，令我的心凉了半截。我想，这个书稿可能要砸锅。但是，待反复细读而冷静下来之后，觉得审读意见还是很严肃中肯的。平心而论，我觉得出版社朋友认真评判书稿质量而提出的意见确是客观公正的。
反复研读和消化出版社审读意见后，我决心另起炉灶，推倒重来！
但我历来最怕做命题作文，可这一回为《〈小朋友〉90年》这个命题作文，我咬着牙也要坚持下去，因为写《小朋友》是我多少年前就产生的一个夙愿。于是，我便重新执笔再次回到写作中去。
二稿送审后，全书内容和基本结构算是通过了，但文字的推敲，还有待细细打磨，于是，在编辑指点下，再次进行了反复的清点、增删和修改。还好，凭着对《小朋友》的情有独钟，凭着对《小朋友》历代编辑、众多作者和万千读者的一定认识和理解，当然也凭着对儿童文学的一片痴心和热忱，再加上命运的眷顾，此次的命题作文才没有在限时交稿的紧逼情况下慌神和乱套，而是犹如学生娃在考场限时作文一样，居然也心平气和地驱遣键盘，把自己的意思一一敲打出来。《〈小朋友〉90年》终于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由于我的学识有限，对于《小朋友》的准确历史表现，小书只能做出一种粗浅的描述和勾勒。所以，我盼望得到广大读者和学者方家的批评教正，以期将来若有再版机会能把此书改得更令人满意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