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十年过去了。十年来，我一直想写写有关鲁院的文字，却一直没能找到令自己满意的头绪。若不是《北京文学》的王童同学策划要出版一套鲁二期同学十周年的纪念文集，我还不知何日才肯去梳理那些美好而难忘的日子。
那是2003年的早春，鲁二期作家高研班开学时，我还在外地忙于杂志社的生计。记得当时我正在长沙开全国书刊发行会，我是在会议结束后从长沙赶到北京上学的。那时我还不知道“非典”病毒正在悄悄由中国的南方向北方蔓延。为了扩大杂志的发行量，上飞机前我还和几位广东书刊发行界的朋友聊了整整一个下午。这让到达北京了解“非典”传言之后的我生出了些许后怕。我曾和那么多的广东人“亲密接触”过，身上会不会已携带上可怕的“非典”病毒了呢？因为那时，舆论正把“非典”的源头初步定在了广东，并把广东当地的果子狸疑为最具可能性的元凶，导致可怜无助的小动物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惨遭杀戮。虽然后来这些都成了无稽之谈，但在当时还是大有谈虎色变之虞。
以上就算是我来鲁院上学的一个小小的时空背景吧，真正的鲁院生活就是从那个时候一点点展开的。
在这有限的篇幅里，我不想多说王巨才、高洪波、张胜友、吉狄马加、田滋茂、雷达等作协领导、名师们参与的开班典礼，不想多说鲁二期丰富的学习内容和独特的人生经历，也不想多说那太多太多的师生情谊，当然更无法清点大家在一起时那太多太多的快乐时光和欢娱场景……我好像只能简单表述一下记忆深处的那些零散烙印了。说来也怪，留在我记忆深处的，好像只是一些顽固不化而又支离破碎的瞬间。
毋庸置疑，“非典”经历，是鲁二期的独特标志。如果没有经历生死相依的真切感受，就不会有刚刚入学不久的同学们情同手足的奋力坚守，就不会有危难时期来自天涯海角源源不断的深情问候，就更不会有“非典”后的岁月里的重新开班的信心和师生情谊的真诚延续……
在此，向“非典”关键时期留守在鲁院的勇士们致敬！勇士们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战斗精神及战斗故事，施晓宇同学的散文里早有气势磅礴的描述，我在此就不敢赘言了。相比之下，当了逃兵的我好像更加珍视“非典”后重回鲁院的美好时光。
许是天生的愚笨，我总是对生活边缘的零星记忆情有独钟——鲁院的电影、鲁院的班歌、鲁院的舞会、鲁院的食堂、鲁院的翠树、鲁院的凉亭、鲁院的爱情、鲁院的乒乓、鲁院的肉串、鲁院的小馆、鲁院的酒局、鲁院的赶场、鲁院的醉酒、鲁院的出游、鲁院的送别、鲁院的忧伤……在我的记忆里，它们都并不太十分完整，但每次回想起来却总能让我由衷地激动或感动。
——几乎每天晚上，王童都要为大家放一场他精心挑选的好电影……包括“非典”高危时期在内的那么多个日日夜夜，王童也一直没有中断过，为大家奉献了雷打不动的执著爱心……
——由于班里藏龙卧虎、星光闪耀，我就经常能借到光芒，印象中同学们就经常要去赶场。这个大师还没走，那个大师又来了；这个出版社刚坐定，那个出版社又诚邀……明明刚刚喝过酒，还要风一样地被拉出去接着喝……
——有一天，我们兄弟几个正在楼下打乒乓球，张春燕等人从楼上走下来，打招呼时她那句颇具神秘色彩的、声音轻轻的“出去”，让我至今仍存浪漫怀想。后来，据她自己说，就是实在没事了，随便到街上走走。可在我这里，她们的出走依然还是最浪漫的出走……
——有一次，我和姜俐敏、王雁玲、郭文斌等同学早晨迎着朝阳乘公交车出发，晚上顶着大雨乘出租车归来，就是为了去和住在京郊一位老师见上一面。由于谁也说不准具体的地址，我们一路上快乐地寻找着……而如果只是我一个人，肯定会半途而废的。
——每次大型聚会，酒喝到差不多时，同学们总要热情地推出班歌。来自山西的鲁顺民同学便要奉上他那首让人百听不厌的陕北民歌《走西口》。大家的情绪被调动起来后，肯定要觉得不太解劲，聪明的同学们就让嗓门高的我接着喊唱东北民歌《大姑娘美大姑娘浪》，说是第二班歌。我哪有鲁顺民的水平，也只好酒壮熊人胆般地上台去献丑。好在大家都很宽容，面红耳赤的我竟能在热烈的掌声中喊完那半支歌(记不住全词，只能唱一半)……
——想来，还是鲁院给了我良好的乒乓球启蒙教育。记得那时我对乒乓球还一窍不通，能来到楼下打乒乓球也就是凑凑热闹，当然成了众多球手中最差的。只能和同样初学乍练的程绍武有得一拼，连球场上西装革履的盛丹隽都打不过。由于我这人太好战，就经常摆出挑战者的架式，竟总想着找机会和曹雷、刘元举、施晓宇、胡翔等高手过招。碍于同学面子，空闲时人家只好捏着鼻子和我打上一局，还要逼得人家言不由衷地表扬我进步很快。现在想来，那已经不是有没有自知之明的问题了，而是应该被怀疑精神是不是还很正常。现在回想起当时的自己，真是可笑至极。但我在曹雷兄那里学会了一句非常重要的口头禅：乒乓球比赛，主要看心态。(我现在的乒乓球水平可长进多了，已经拿过了吉林省文化系统乒乓球比赛的团体冠军。有时我想，这是为什么呢？我这么笨的人竟然能拿到冠军？肯定还是与鲁院有关，与曹雷兄那句经典口头禅有关。)
——在鲁院，平时经常一起喝酒的对我来说好像主要有两伙。一伙是“肉串帮”，大致有：施晓宇、盛丹隽、曹雷等人。大家经常是在晚饭后出来，只是有些习惯了，哥几个就是要睡觉前出来聊聊天、散散心。一般情况下，并不多喝，基本上是一人一瓶啤酒。只有偶尔来了客人时才会放开量喝一次，但也很少有人喝多；另一伙是“三里屯帮”：大致由老放、刘宏伟、温远辉等人组成。主要是去参加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朋友的聚会，有时我们一个晚上要辗转于多个酒局，不喝多是无法办到的。“海已(怀宇)，呃(我)的好兄弟！”温远辉经常酒后硬着舌头让亲切的声音回响在北京午夜空旷的大街上，让我今生难忘，每次忆起都兴奋至极。
——最难忘的要数毕业前的送别了，没想到简单的一次人生分手竟然会像生离死别一样，好像每个同学都在拖延着话别的时间，真情悠悠、依依不舍。不加掩饰的忧伤泪水，超长时间近乎定格的挥手伫立，忘却了男女有别的深情拥抱……在此，我真的没有勇气再去回忆了……
……
一个人十年里能做多少事情，又有多少人生故事会在这十年里不断孕育、不断发生？
别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自己。十年里，我几乎每年都有机会到北京公干，但我和在京的鲁院同学们大范围的聚会只有两次——第一次是俊哥(刘俊)做东，那一次恰巧班长杨晓敏也从郑州来京出差，几乎聚齐了在京的所有同学；第二次是我的回请，还是那些同学，同样还是喝了过量的酒水。
不是不想多见，而是不敢多见。除了怕伤别离，还有些怕伤身体。酒杯是玻璃做的，可肝胆却是血肉长的。其实谁也不想喝醉，可每次欢聚大家却都要不醉不休。京城兄弟姐妹们的笑容总是映照在我睡梦中相聚的杯子里：俊哥、老放(方文)、绍武、王童、王山、红孩、宏伟、懿翎、新芝、徐虹、唐韵、曼玲、玉芳……
有多少次，我都很想回鲁院去看看我的老师们，去看看雷抒雁院长、白描院长、胡平院长、王彬老师、高深老师、王歌老师、张晓峰老师……他们事业、身体都还好吧？而我又实在没有勇气去，见到他们任何一位时我又会无法控制地喝下多少酒呢？似乎还有一种类似近乡情更怯的古怪东西左右着我，最后总是给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下次一定要去，而又永远有下次。
其实，在拜会同学这件事上，我也是个十足的惰人，再加上天生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所以还是很少与同学们走动。由于工作的关系，这些年我几乎到过全国的所有省会城市，每个城市都至少有一位我的鲁院同学，可我却极少主动去联系他们，不是不想，是担心打扰同学们的正常生活。不过，仅有的那么几次例外，回想起来还是令人感动——2005年5月，我到武汉为杂志打官司，见到了胡翔并得到了胡司令的大力帮助，酒桌上给南阳的盛丹隽打电话，他和儿子竟正在路过武汉的火车上，于是他中途下车，酒桌上又多了一个好兄弟。真好啊！那时我就想，我们的喝酒叙旧也应该算作人生的四大快事之一。我一度将那难缠的官司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