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湾联经出版社拟推出《日夜书》的繁体字版，韩国的Minumsa出版社也拟将这本小说译介给韩国读者。考虑到境外读者对中国当代史不是太熟悉，我将这部小说里的情节布局稍做调整，大体上以时间为序，减少一些跨越度较大的跳跃和闪回，以便境外读者更容易抓住故事发展脉络。
这就有了眼下另一个版本的《日夜书》。虽与中国大陆版本的内容一样，但结构有所变化，篇幅有两三千字的削减，个别衔接性的文字也略有调整。
30多年，在历史上几乎只是一瞬。我们几乎不大注意马克·吐温和海明威笔下的美国有何不同，不大注意莱蒙托夫和普希金笔下的俄国有何不同，更遑论公元前的6世纪和3世纪，在人们视野里经常混沌一片。这就是远观与近观的差异。诸多历史当事人的感受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了。境内读者亲历或目睹“文革”以来的中国，绝不会把发放粮票和减肥成风这两件事扯到一起，也不会把跳“忠字舞”和当“微博控”这两件事搅成一锅……它们各自的时空定位似乎再清楚不过。但一个境外的远观者，生活在另一种社会处境，如何区分这些同样是中国的、当代的故事？如何把一个模糊的瞬间放大为清晰的30多年？如何理解这些巨大的变化以及变化后面繁复的人生逻辑？
这就是讲述中国故事的难度。
《日夜书》讲的是一些“50后”国人的故事，是中国故事的一部分——放在更大范围里，也是人类故事的一部分。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是畸人，也是英雄。说畸人，是他们困于社会和时代的局限，有怯懦，有幻想，有自负，有盲目，有粗鄙……说英雄，是他们抗打击，能折腾，勇于反抗，富有激情，相当于一片蓬蓬勃勃的野草，有顽强的生命力度和底层根系。有读者认为，这些人的结局似乎都不大美满，作品的调子略显沉重。我的理解稍有不同。艰难、挫折、错误都是英雄的必修功课——如果我们把英雄从神还原为人。沉重更是欢欣的必要前提——我那些想象中的同辈朋友，那些俗称“老三届”的家伙，如果几十年来他们把这种和那种风险都避开了，把这种和那种便宜都占上了，在历史的航程里永远享受头等舱，他们的欢欣是否有几分空洞和廉价？与一次中了小彩票的洋洋自得是否没多少差别？
这样的故事能否让境外读者理解，我并没有把握。
甚至能否让这些当事人自己理解，我也没有把握。2013年，“老三届”中的最低一届也将退出职场了。在这一刻，在南方山区的僻静一角，向他们表示一份敬意，算是了结我多年来的一桩心愿。
201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