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先生与胡风同时在1982年恢复了文联委员职务，我认识沈从文先生还是比较偶然的。当时我去采访文联的扩大会议，沈从文分在文化组，代表中国历史博物馆讲话。他批评很多领导是门外汉，却要对行内的事情指手画脚，他很不满，所以就用很激烈的语气说了“外行领导内行”的意见。在文联闭幕会上，我特意去找他，他当时与朱光潜先生坐在一起，两人在互相交换著作，都是刚刚重新出版的，沈从文给朱光潜一本他重新出版的小说选集，朱光潜送给沈从文一本《美学书简》。沈从文先生当时住崇文门，我经常去看他。有一次去看他，就拍了这张照片。我去找沈从文先生时候，他那时已经半身不遂，就拍了一张洗手的照片，他的夫人张兆和给他洗手，现在看仍然挺温馨。
外国乐队工体演出观众不知道呼应
我要讲的难忘碎片的第二部分，是在戏单上、节目单上看文化开放，我收集的80年代戏单，都是我自己当年看过的没有扔掉的。这些年因为写书、回忆，就把节目单重新找出来，这些节目单上的信息，当时很容易忽略，但恰恰是这些节目单，记载了研究者可能忽略的一些东西。
第一张名片是人艺演出的《吉庆有余》，农村改革开放的喜剧片。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是节目单背后有即将上演的两个话剧的介绍，下面的叫《在守车上》，编剧高行健、刘会远，导演林兆华。当时在《北京晚报》发表一个消息，说人艺敢拍四部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戏。《在守车上》是最初的名字，后来改为《绝对信号》，还请林兆华先生签名。那时节目单很简单，一张纸，不像现在节目单特厚，一卖就几十块一百块。我还有林兆华先生当时导演的另外几个话剧节目单，比如《谁是强者》，还有高行健的话剧《野人》。
当时还上演了很多外国的话剧，八十年代初这些话剧是推动中国文化对外开放的动力，过去文化都是封闭的，观念也比较陈旧，这些不同的话剧给人们带来一些新的概念，比如《上帝的宠儿》后来不断重演。最著名的是英若诚翻译和主演的《推销员之死》，是阿瑟·米勒的作品。由于这些外国戏剧的引进，中国话剧在八十年代产生几个重要的代表作。一个是朱晓平先生导演的《桑树坪纪事》，描写一批知青在陕北的故事，整个话剧让人看了心潮澎湃，激动人心。一个是《狗儿爷涅槃》，人艺的话剧，也非常精彩，描写农村生活。这两个话剧不约而同写到农村生活，一个是知青的农村生活，一个是本地农村，反映出文革时期和文革前整个农村的状况。这两个在八十年代应该是非常好的话剧，都和外来文化有关系，让导演有了一种开放式的导演手法，而不像过去那样拘谨。
除了话剧节目单，还有音乐节目单，自从邓丽君的歌曲走红，李谷一出现，流行歌星出现，中国音乐真正进入流行音乐的概念，而这在过去是没有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场就是1985年威猛乐队在工人体育馆的演出，摇滚概念随着威猛乐队进入北京，我们也才有一个很直接的感受。威猛乐队当时在西方非常有影响，他们当时在工人体育馆演出时，整个场馆不知道有多么安静，因为那时人们还不知道呼应，没有一个人跟着敲节奏，也没有人喊。演出进行到一半，大概有五六个人，真是激动得不行了，就在场子边上，开始跟着乐队一起跳，一块扭，有关人员就把他们给按住了，押出场地。这是北京的流行音乐或者说是中国流行音乐，第一场世界最顶尖的乐队演出，后来再也没有超过它。
整个八十年代看戏、看电影特别多，那时做文艺记者特别幸福，而且全是最好的顶尖演出，比如帕瓦罗蒂到人民大会堂演出，不断返场，当时他年富力强，让唱多少就唱多少，从头到尾就一个人唱，非常high。总体来说，八十年代文化上的对外开放走得比较快。
1984年，意大利民歌音乐家文图里尼在民族宫演出
这个节目单对我来说有特殊的个人纪念意义，1984年意大利的一个著名民歌音乐家文图里尼在民族宫演出，当时正好有电台的朋友一起，现场录音，录完以后复制了一个盘给我。我去看沈从文先生时，就送给他，沈从文先生家有一个录音机可以放音乐。他非常喜欢这种乡村的民间音乐，沈先生一边听一边掉眼泪，他到晚年，只要一提到家乡的戏，一提到湘西民歌或听到民歌，都很激动。八十年代的舞台演出是丰富多彩的，有流行的东西，也有民间纯粹的音乐，还有很好的演出。
1987年，我从《北京晚报》调到《人民日报》，1988年《人民日报》文艺部举办新时期十年金曲榜评选，评选一定程度带有对八十年代流行音乐的总结性质，或者叫里程碑式的纪念性评比。目前来看，当时选的这些篇目和演员，都是当时在音乐上真正站得住的。随着崔健的出现，《黄土高坡》等作品的出现，应该说流行音乐在八十年代已经成熟，而且和外来音乐融汇地已经很不错。这就是为九十年代以来中国音乐的发展，尤其是流行音乐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八十年代铺垫了很好的基础，才有了未来二十多年中国整个流行音乐和通俗音乐的长足发展。
承前启后的老人：文革反思是永远话题
我还要讲一下那些承前启后的老人，为什么要强调老人？这些老人在80年代做了很多事情，其中很多人都去世了，不大可能有人再想到他们，时间很残酷，鲁迅时代有多少风云人物，现在可能被知道就是鲁迅、周作人，顶多有了《人间四月天》，大家又知道了徐志摩、林徽因。我当时有幸成为他们的编辑，约过他们的稿，采访过他们，而且也确实觉得他们做了很多事，不能简单就忘记了，我觉得有责任去写他们的故事，他们在八十年代所做的事，这些事对未来的文化发展和创造起到很重要作用。现在话题变化那么快，今天的热话题，明天可能就Pass掉，何况要求三十年前的内容还成为今天关注的话题，也不现实，对我来讲，这是个人情感的一部分，是个人对历史认知的一部分，所以不能忘记。
文革的反思当然是一个永远的话题，反思文革不同知识分子有不同的文章写法。萧乾也写过文章谈历史反思，他写了一篇文章讲1957年翻译《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家叶君健当时批判他，举出的一些事都是不实之词，萧乾把文章在香港发出来，文章发表后巴金就写信批评萧乾，说现在要反思历史，不能谈自己的恩怨，眼光应该放高一些，要谈整个历史，谈民族的东西，不要为这些小事浪费时光。后来萧乾就改变了，再写关于文革或历史的文章，就不谈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而是谈一些文化现象、历史现象。80年代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戴厚英，写过一本《人啊，人！》，后来受到批判，说她宣扬人道主义，当时萧乾给她很大支持。
这两年关于红卫兵的忏悔成为一个热点，当年打过老师的人给老师道歉，包括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前不久也向老师道歉。这一话题在八十年代都是用“忏悔”，这是巴金的思路。巴金提出几个概念，一是讲真话；一是自我忏悔，文革发生每个人都有责任，从自己解剖自己；一是建立文革博物馆。
前天于光远先生去世，他八十年代写了一些文章，后来我帮他整理出版成书。他的故事都很生动，于光远先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写了很多自己的经历，但不是声嘶力竭的揭露。我举一个简单例子，他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当时要开他的批斗会，他去参加，门口有守卫，要凭票才能进场，他没有票，他对门卫说，“你要是不让我进，你们今天这个会就开不了，因为我就是于光远，我不进去你们怎么开啊”，最后门卫只好把他放进去。他的文章中写到很多这种有趣的事，我觉得最高明的就是用这样一种喜剧色彩的东西来写历史，能够把历史的痛处写出来，而不是简单的控诉，也才能写出历史的另一面。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他专门负责参与起草邓小平的讲话报告，包括提出经济改革的很多重要方针。于光远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前天去世，昨天上午我去吊唁，心情很沉重。
我再重点讲一下冰心。现在老师的待遇比过去高很多，现在大家更多的是谈农民工、社会底层生活状况，谈知识分子和教师的不多了。但是在80年代，教育待遇可是了不起的大话题。冰心是个教育家，一家人都从事教育，对教育一直很关心，她写的最多文章都是为教育和知识分子辩护，呼吁提高他们的地位。其中的一篇就是1987年她写的小说《万般皆上品》，讲当时一个副教授工资不如一个小贩，因为当时正好不让再谈知识分子待遇低的问题，最后把一些肯定的话改成问号，把一些重要的句子删掉，经过一番交涉发表，发表以后，很多教育界的同志都提到此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