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在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时，从《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中读到一部名曰《能静居日记》的选录本。一开始我也只把它当作一般性的史料来读，不料越读越兴味盎然。这部日记文字典雅而流畅，对所闻所见记载翔实且细致，时有氛围描绘和口语照录，让读者有一种走进那个年代的感觉。作为一个志欲状摹那个时代的作家，我深感此书的不可多得。
《能静居日记》的作者赵烈文是一个幸运人。他的姐夫周腾虎早年进入曾国藩的幕府，颇受曾氏器重。那时正是曾氏事业低谷的江西年代，他很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当听到周荐举自己秀才出身的小舅子时，曾氏立时拿出二百两银子来请赵入幕。赵烈文因此与曾氏兄弟结缘，有幸进入那个时代的最前沿，参与东南战局中的一些核心机密，见证湘军与太平军最后搏斗的惨烈，由此奠定了《能静居日记》在近代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的特殊地位。
赵烈文出生于江苏阳湖(今武进县)一个官宦世家，自幼受良好教育，不仅熟读经史，还喜欢研究佛学。或许正是基于这种知识结构，使他在那样一个动乱、疯狂，最容易让人心性迷失的年代，能身在局中又有局外人的清醒认识，成为曾氏身边少有的另类幕客。他因此格外受到曾氏的赏识。在从捻战回到江南再任江督的那些较为宽松的日子里，曾氏几乎天天甚至一天多次与赵长谈，谈话的内容既有学问又有世俗，既有人物臧否更有时局评论，赵将这些谈话要点记录下来。这些记录，让我更多地看到处在私人空间里的曾氏的关注点与情感表露，同时也让我生动地感受到一个乱局清醒客的睿智与深刻。无疑，赵烈文与曾氏的这些私下谈话，是这部《能静居日记》最为引人注目的亮点，也是这部书的最大价值所在。
让我随手拈出几例来说说。
同治三年四月份，正是南京前线战事白热化的时候，江西巡抚沈葆桢不听曾氏命令，拒绝将江西牙厘调拨南京，朝廷居然明显袒护沈。曾非常生气，对朝廷的这种做法深感委屈。曾氏是一个严于责己的人，面对朝廷的不公，他首先检讨可能是自己位高权重，导致旁人猜疑的缘故。他向朝廷奏请于江督、钦差两职中辞去一个，以示自己不恋位爱权。对于朝廷的作为，赵烈文有自己的看法。他在这年的四月初八日写了一篇长长的日记，回顾曾氏自组建湘军以来的“坎坷备尝，疑谤丛集”，八九年间一直客寄虚悬，甚至咸丰十年的江督之命，也是“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赵分析其中的主要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不得内主奥援”，就是说曾氏朝廷无人。赵认为人之性情是“爱己而憎人，喜亲而恶疏”，朝廷中没有得力的自己人、亲信人，则外臣难成大功。他以明代两个带兵打仗的外臣为例，一为王守仁，因为与兵部尚书关系密切，在江西平乱事业顺利；一个是熊廷弼，事事与中枢不协，结果事败命亡。赵认为处曾氏之位置，责己也罢，求退也罢，都“乃匹夫介士之操，非体国大臣之当守”。赵烈文冷眼相向的清醒，不得不令人佩服。
曾氏终于成为胜利者。十多年的艰难历程，曾氏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他的主要对手究竟是谁，他的胜利又将意味着什么？这些课题，已成为百年来史学界的热门话题，但在当时一片颂扬声中，极少有人关注。赵烈文开辟这一领域的先河，曾经当面与曾氏畅谈此事。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傍晚，曾氏与赵有过一次长谈。他们从北宋韩琦、范仲淹谈到眼前。曾氏说自己靠自强不息之道“粗能有成”。赵烈文笑着对曾氏说：“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曾氏的胜利当然靠的是与太平军作战而得来的，怎么这倒成了十之三四，而与世俗文法战却是成了十之五六。这在当时，显然是奇谈怪论。
什么是世俗文法？所谓世俗，就是指那个时代的腐败官场、烂掉的八旗绿营、颓唐的士林以及失去规范的社会。所谓文法，就是指种种不符合时代的要求陈腐不堪的规章制度、律令法规等等。时至今日，我们不能不承认世人看到的只是表层，赵烈文看到的才是咸同年间动乱的本质。更令曾氏本人没有想到，也是他不愿意去想的，是赵的下面这番话：“今师一胜而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统既久，剖分之象盖已滥觞，虽人事，亦天意而已！”曾氏的胜利造成了什么局面？这就是后来王闿运在《湘军志》中所说的：“其后湘军日强，巡抚亦日发舒，体日益尊”的局面，也就是曾氏所极不愿见到的“外重内轻”的局面，但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非人力所可制止。
正是基于这种透辟的认识，赵烈文成为那个时代极为准确地预见清王朝崩溃的第一人。赵对此分析的那段话极为难得，还是照录最好：
初鼓后，涤师来畅谭，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变异，奈何？
余云：“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轴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师蹙额良久，曰：“然则当南迁乎？”
余云：“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这段话是曾氏与赵烈文在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晚上的对话。四十四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果然清王朝立时土崩瓦解，并无南渡苟延的机会，接下来的是长达十多年的“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对于清朝廷崩溃的形式和日期，以及中央政权垮台后的全国形势，其预算之准确与精密，令人惊诧莫名。具有如此眼光的人，古往今来并不多见。
这就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赵烈文，他的这些乱局之中的清醒认识就白纸黑字地写在他的日记里。这样的人物，我能不写进我的小说吗？如此日记，我能不细加研读吗？我决定寻找《能静居日记》的全本。
全本找到了，是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的影印本，一共有六大册。但当我打开时，却立马遇到极大的困难。赵的日记是用行草体所书，尽管书法流利娴熟，却有许多字令我辨识困难。我想，如果有人来先扫除这个障碍，然后将它排印出来，岂不会给这部日记的读者带来极大的方便吗？但这事不容易做成。首先是准确辨识草书的人不易找到，其次是出版此书的成本太高，出版社不能不考虑经济核算。后来我在台湾遇到一位学者，他竟然主动跟我谈起《能静居日记》。他说，几年前著名历史小说家高阳先生就有整理出版此书的意图。高阳先生想自己来做整理者，他亲笔誊抄了一部分。可惜，高阳先生不久病逝，此事搁浅。这位学者希望大陆出版界来做这件事，并热情地送我一叠高阳先生亲笔誊抄的影印稿件。拿着这叠稿件，我愈加感觉此事的紧迫。
终于，一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出版负有高度使命感的岳麓书社决定来做这件事，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大力支持下，约请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廖承良研究员标点整理此书。廖先生既熟悉相关历史，又有书法功底，他与青年编辑刘文君挑起这副重担，经过三度寒暑的努力，终于使这部重新编排的《能静居日记》全本面世了。我相信，只要是对中国历史文化有兴趣的读者，都可以从中获得多方面的收益：或是更多地了解那个动乱的时代，或是可以窥探某些高层政治运作的细末，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