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美国，每天下午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天津日报》网站，看前一天出版的报纸。《天津日报》网站，每天早晨8点更新当天报纸，天津的早晨8点，是我们这里的下午4点，时差13小时，我看的是昨天的报纸。
说来就是一份乡情，出来探亲的中国人，都只看他们所在城市的报纸，本来我也关注过外地报纸，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不如《天津日报》亲切。
我和《天津日报》的缘分，说来话长了。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枪炮声一停，天刚亮，我就跑上街头去看解放军进城，那时我家住在西北城角，是解放军最先攻进天津的突破口，天津市民虽然没有立即举行什么欢迎仪式，但目光中流露出的友善情感看得出来，人们在庆贺黑暗的旧世界终结了。
天津解放，战争结束，最先想去的地方就是正在读书的学校，17日一早，我走到街上，一声《天津日报》的吆喝声吸引住所有路人的注意，“解放军的报纸”出版了，人们纷纷跑过去抢购，我自然也得到了一份，这份《天津日报》创刊号，刊登着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大幅照片，还有军管会的布告，如果这份创刊号报纸保存到今天，应该是我家的镇宅之宝了。
随后不久，《天津日报》发展通讯员，我报了名，很快收到通知，我被《天津日报》聘请为通讯员了。当然，这样的通讯员不在编制，没有报酬，没有标志，就是经常报道学校活动消息，好像我也写过一些小新闻，但那时社会改造刚刚开始，学校的“新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当上《天津日报》通讯员，经常去参加一些活动，印象最深的一次活动，是去听日报社长做报告，《天津日报》第一任社长是黄松龄，报告地点在那时的美琪电影院，讲了些什么早忘记了，只是我做了笔记，可惜那个笔记本丢失了。我的第一篇习作，发表在1950年《天津日报》副刊上，那时我15岁，可风光了，连校长都知道了，还得了8角钱稿费，买了一支名牌“关勒铭”自来水笔，平时插在小口袋上，在学校里招摇过市。
从此，我成了《天津日报》副刊的基本作者，我可没少给文艺部投过稿子，发表的自然不多，但那时报纸杂志有一个规定，所有来稿必须答复，即使不用也要认真复信退稿，还要提出文章不成熟的意见，这些辅导性的意见，帮助我提高了文字能力。
1955年，我受到政治运动株连，离开文学岗位去工厂劳动，因为一些事务上的关系，在我离开作家协会之前，要到报社找孙犁先生办一件小事，事情办完之后，我告诉孙犁先生，我就要离开作家协会了，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孙犁先生居然非常和蔼地对我说：“以后有时间来这里玩。”走出孙先生房间，我热泪盈眶，那时，我已经被妖魔化，成了社会公敌，孙先生自然知道这些情况，知道我的特殊处境，居然还和我说这样的话，使我几乎冷却的血脉又涌动起暖流。
1979年拨乱反正，我虽然得到平反，但1955年的“问题”还扣在头上，感谢《天津日报》文艺部的朋友，在我的所谓问题得到平反之前，他们就在“文艺周刊”上发表了我的诗歌。据说，那时候还有“正义”人士对此“义愤填膺”。
回到文学岗位之后，和日报副刊的联系就更多了，邹明同志就动员我把自己这许多年的经历写出来。那时候社会上还有一股势力，对于思想解放颇有抵触，在日报朋友的鼓励下，我写出了一篇长文，如实述说自己在受委屈时期的种种经历，文章发表后反响颇好，许多地方转载，也就是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后来我写成了《百年记忆》，影响也就更为深远。
在和《天津日报》多年的交往中，有更多的朋友给予我鼓励和帮助，其中一定要说到石坚同志，在他面前我是一个后学，但石坚同志视我为朋友、同志，每当他读过我一篇作品的时候，一定会写信给我，肯定进步，也指出不足，我的一部作品写到当年的土改，有的细节不符合历史真相，石坚同志向我介绍当年土地改革的政策，使我日后于写作上更加谨慎。
《天津日报》培养了新中国一代青年作家，这已经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一道风景，从维煕、刘绍棠、阿凤，等等，许多有卓越成就的作家，都是从《天津日报》走向文坛的。直到今天，《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还是中国文坛上的一方重要沃土，时常推出具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
我和《天津日报》关系深远，绝对不是一篇千把字文章可以写周全的。稍后，我会再写得细致些，写得更抒情些，写出我对《天津日报》的记忆和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