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有个朋友，姓孟，其性情与我熟络的其他友人截然不同。她养过猪，在一个面馆打过零工。多年来，她过她的，我过我的，疏忽了彼此，偶尔通个电话，也大多是最近怎么样、在忙什么之类的闲话。那些日子，天老是阴着，到处有一股子霉味，索性去拜访她。
她极其慌张，赶紧到水池子边上，搓洗油乎乎的手，然后扑到镜子面前，饰粉了脸蛋，再来到我面前，拉我钻进潮湿的蚊帐里唠些家常。平日里，她爱往热闹的地方去，诙谐得近乎变态。那一回，一改往日的风格，像遭了寒霜的茄子，支支吾吾，说一句停一下，琢磨了再说。我已然没了逗留的余念，给她捡了掉在肩上的一根头发丝，团了团，扔进墙角的纸篓。送我出了门，她像个孩童，捂着嘴，羞答答地抛过来一句：“你就是细致。”
这句话，确实让我愣怔了好一阵子。我倒是觉得细致是文人惯用的，出自一个围着锅台转的女人之口，叫我反思了很多次。这个女人念书不多，才念到初中，还老是谋算着各种小理由不上课，上也是多半打瞌睡。她能说出文人说的词，固然是有我还不曾熟络的“内在”。
后来我才知道，孟姓厨娘是听说我搞上了文学，费了许多心思概括出了“细致”这个词，赠与我的。她过于害怕横在我们之间的一堵墙，害怕哪一天对不上我的话，显得窘。其实，我只是披了件文学的外衣，骨子里依旧是多年前与她勾肩搭背的那个人，依然是脚踏土地的老实孩子。
我坦然地接纳了“细致”这个文绉绉的说法，因为它大抵应了我最近几年的心境。在我看来，艺术创作有点像缝纫之类的手工活，针脚的糙与细，杂乱与齐整，缝的都是心情。一个随意一个在乎，差别是很大的。几番修剪，细致得要命，日本电影导演宫崎骏就是这么创造了十来部优秀作品的。《哈尔的移动城堡》《千与千寻》是我喜欢的。就说《悬崖上的金鱼姬》里面的波妞，其脸部表情，仅仅5秒钟的镜头，宫崎骏要绘画师花上两周时间，画出百种，一笑一颦，连唇形都不厌其烦地调整，直到与前后剧情以及现时场景相吻合。
细致，是一种态度。在写作上，弄出初稿、二稿，乃至五稿，更多次的修改，静得像镜子一样的人才坐得住，要不然，老早就下馆子去了，寻欢乐去了。
二
我是跟邻家小子玩闹到懵懂年龄的：甩纸板、弹玻璃球、蹚泥水、摔跤、掰手腕……凡是男孩子玩的，我都玩。整天灰头土脸，还铰了个小子头。小子头，是母亲给铰的。母亲说，跟男孩子玩要有男孩子的模样。那一段时光，看着真是野，可以称为假小子。
那时候还流行玩纸偶。纸张不是纯白的，有田字格或横线，颜色或红或绿，都是从作业本上扯的。在这些纸上剪出祖爷祖母、父亲母亲的模样，还剪出一群兄弟姊妹。纸偶一家人过得红火，那光景比真的生活还光鲜：出行坐马车；抱酒坛子去就能说来一门亲；虽说也会生病，背到郎中家，给打个针就好了；没有穷人，没有饥饿，没有杀戮。
玩纸偶，糖纸就用得着了。女孩们拿出漂亮的糖纸，一是显摆吃的糖种类多，能看出这家人的箱子里有多少银子。二是看谁压得更平整，从中品出其为人德行，细致不细致，是否懂得持家。“显摆”，在那个年代，一点都没有张扬夸耀的意思。显摆的人，即玩纸偶之人，神情与姿态不炫耀，不索求，干干净净的。
转回来，如今见一些孩子，小学还没有读完，其眼神里面多的是泥水般的欲求，多看上几眼也看不见其心地。让我久久的怀念小时候的伙伴们，纯白，一如我在短篇小说《灶披楼》里写的留守儿童莲白。
这里说的“纯白”，是一种整体姿态的释说，是闹中有很稳当的静。在异常嘈杂的包厢内，扭摆着跳个舞也罢，坐在软软的座榻上也罢，我亦然听得见我的静。
这种姿态，往大了说，就是要有自我、有主见。由此，我喜欢“你很隔路”之类的话。“隔路”是东北话，有很挑剔、不合群、不招人待见的意思。搞文学的人，似乎需要有这样一种精神。
三
说起“挑剔”，又该说到文学了。在“想”的起点上，添了一个“象”， 念头就大不同了。文学关注的就是这个“不同”、这个“内在”。什么环境出什么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中和拼凑成了一个人的内在。文学中的人，不是母体几月怀胎孕育出来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大胆地说，是揉捏出来的面人，怎么捏怎么是，能说各种话，很有趣。当然，在这个的过程中，它是汇聚的、浓缩的，已然辨不出水和面粉了。
水是文人想象出来的水(或肥料)，面粉就是万般人，是万态的老百姓。打个比方，一个人的文学如同植下的一棵树，其根源在于大地，扎根在老百姓的生活之中。这片土地是旱了还是涝了，树的根须第一时间洞见，枝桠上方能长出接地气的果实。说得俗一些，它应该具有一股泥巴味儿，既鲜亮又真实。这番光景，无关季节，无关天象。
说说我最近写就的中篇小说《村疃记》，里面有个叫喜梅的，就是以孟姓厨娘为原型的农村妇女。小说中写道：“喜梅挑出一对粪筐，看见祥爷，嗓门就尖细了说，没个伴，看你这脸色土的。”“喜梅老早就卸了扁担，歪着头，看得脖子酸了，恼悻悻地说，是老天爷要留根的命，不怪谁。”“喜梅拎出猪食桶，往木头槽子倒的食，许是被踩了，忽地喊唤一声，怪异的声音传得很远，但消无得没有杂音，乡村顷刻间再度沉入死寂中去了。”每次读罢这些文字，我都会久久地陷在与孟姓厨娘相伴的过往记忆之中，有时不免破涕为笑。小说中的小男孩留根，是个病秧子，留个小辫，是我儿时众多玩伴中的一个缩影。他不甩纸板，不弹玻璃球，玩的是滚铁圈、弹弓子。
四
有人说，搞文学的人都是疯子。大白天，拉着厚帘子，大半天不说一句话，偶然出一趟门，装得很正常的样子。这些都是“我”这个搞文学的人干的。码字是个乐子，各种苦，各种寂，都化成一个趣，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大抵搞文学的，看什么，想什么，是惯常的。但是，表面的“想”是一回事，深层的“想”是另一回事。一日凌晨两点多，写作累了，跟一个文友闲聊几句。聊罢，我说我这儿的天都亮了。坐在北京雅居的他说，天还黑着，怎么就亮了？很是讶异。我说其实天是亮了，只是我们看不见天已经亮了。他回答，你这么想，就能写好小说。我还没有写好小说，颇为惭愧。
静，或许能让一个人全然地进入“沉思”。全然深远的“沉思”，犹如树根与土地的亲密接触。树根离了土壤，活不长；土地上假若没有树，或没有草，裸着，多少会显得贫白。亲密接触，是爱的方式。一个人有了亲密接触，方知爱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仗赖着想象，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往事，这些正在经历的生活，一波波如浪花般来了，所有资以书写的密语来了，文章就有了。如此说来，是密语遴选了搞文学的某个人，而不是搞文学的投奔了密语。这个密语，讲的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事。这种与众不同，总能打动一些人。
打个比方，文学像不像一只鸟？这只鸟有一对看不见的翅膀，长在文人的后脊上，一支翅是洞见和体验生活，另一支翅是内在的想象。说来说去，终究是离不开生活和想象。想象之魅，是无边无涯的。不过，它有诸多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