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多年没有听广播的习惯了。忽一日晨起，偶然打开收音机，传来冯远征声情并茂的朗诵，细听之，是在播讲侯宝林先生的传记《为民求乐一户侯》。侯宝林先生的相声是广受国人喜爱的。我以为，侯先生的相声魅力主要集中在语言上，一个字概括：脆。还有一个字：像。即学什么像什么，往往由于语言的生动使人物栩栩如生。
旧社会，艺人地位低下，人们习惯把各种艺人称为吃开口饭的。说白了，就是靠嘴巴混饭的，不论是说还是唱。与吃开口饭相对应的，则称为吃文字饭的。或许是出于对文化人的尊敬，没听说管这种职业的人叫吃闭口饭的。而在我看来，不论是开口还是闭口，统统称为“玩语言的”似乎更合适。
过去的艺人文化程度大都不高，有的甚至就是文盲。徒弟向师父学习，靠的是口传心授，这很像不懂外文的人学唱外国歌曲。但文化人就不同了，他们从小就要学习文字，不光认识，还要知道字意，不断地进行组词、造句，直到能够写成文章。文章不是文字堆砌起来就可以的，它需要一定的章法，既有体裁的区别，还要运用不同的修辞手法和结构技巧。像中国古典诗词，经过多年的演变、修正，已经形成了一套严格的格式。因此，后人在写作时，你只能旧瓶装新酒——也就是填词，而不能打碎旧瓶，除非你创造了一种被大家共同接受的新的模式。
作家写作，写什么，取决于他的生活经历和世界观，至于怎么写，那就要看他的技术掌握程度了。这二者看似简单，反映的却是哲学问题。即写什么是内容，怎么写是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这个观点就一般规律而言是不错的，但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上，有时形式是更为重要的。譬如，文体本身就是个形式，于是便有了散文家、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剧作家。大凡成了名的作家、诗人，他们往往也是很好的文体的创新者，或者有着独到的文体把握。既然如此，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并不是什么内容都适合某种文体，鲜明的文体作家对内容的要求是十分苛刻的。这其中也包括写作中的具体操作问题，如有的人喜欢先定下标题，然后再写；也有的先靠情绪写，在写的过程中或结束后再确定标题。二者成功的范例很多。于是，有人就会对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提出质疑，到底谁决定谁呢？恐怕谁也不好给出准确的答案。以我的研究和自己的经验看，我认为只有当内容和形式做到统一和谐的时候，这篇文章才是它最该出笼的时刻。
内容和形式是一篇文章无法回避的两个根本性问题。确定了内容和形式，就要涉及另外两个也无法回避的问题：思想和语言。思想是一个作家对世界的态度，既是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往往是作家为什么写、写给谁的直接动因。在此，暂且搁置这个话题，我想谈谈语言。
毫无疑问，语言是人类认识世界、互相交流的载体。它分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每一个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有着鲜明的语言特征。就文学创作而言，作家独特的个性语言常常使作品增色，甚至因为语言而成为经典。在古典文学中，以《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四大名著为代表的小说、神话不可说不是语言经典中的经典。现当代作家中，鲁迅、老舍、赵树理、朱自清、萧红、沈从文、孙犁、汪曾祺、刘绍棠都是经过时间检验的语言大师。尤其是老舍和赵树理，他们对普通人的描写简直入木三分。你很难想象，他们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即使翻译了也会对原作的味道大打折扣。同样，我们许多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读起来常感到磕磕绊绊，让人觉得怀疑，这就是那些世界级作家的经典作品？
老舍、赵树理的语言之所以经典，主要来自于他们对社会底层生活的了解，他们没有把自己视为大知识分子，是人上人。我到山西平顺县赵树理生活的村子去采访，亲眼目睹了他的炕头、四壁，没有一处不是普通农民的生活图景。老舍也是如此，据他同时代的作家写的回忆文章说，老舍经常深入北京的市井胡同，有时下班或看戏后，很少坐车回家，而是步行，一路上同各行各业的群众打招呼、攀谈，仿佛那些人就是他天天相见的街坊邻居。
与老舍、赵树理不同，朱自清、沈从文的语言就带有明显的文人气，但那种文人气，呈现的是一种气韵，闻上一口让你觉得沁人心脾，心旌摇荡。看不同的文章，会出现不同的效果，语言真的是个迷人的妖精！
这让我不能不联想到当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坛进入了商业化写作时代，脱离生活的作品大量充斥于文坛，包括一些获得过各种大奖的作品。关于一部作品的得失，评判标准有很多，仅就语言而讲，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近二十年中，中国文坛还没有出现一位举世公认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反之，我们看到的竟是千人一面的语言，更有甚者，有的作家竟然躲在书斋里替人物说些不符合身份的话，让人看后大跌眼镜。举例为证：春节放假期间，我在家里整理近期的各种文学期刊，无意在一本散文刊物上看到某知名作家所写的有关蝈蝈的文章。大意是：在暮春时节，作者乘出租车去音乐厅，无意间听到蝈蝈的鸣叫，感到很惊奇。于是与的哥有了一段对话。其中有这样的问答——
(作者说)：“这么说，在旅途上蝈蝈成了使你保持好心情的小伙伴。”
(的哥答)：“不仅如此，大冬天，下了雪，你约几个朋友，到西山八大处温暖的茶室里，品着香茗，把各自的蝈蝈放在一起，边赏雪，边闻着月光下凛冽空气里腊梅的幽香，同时聆听蝈蝈们此起彼伏的齐鸣那是何等的乐趣，何等的享受！”
面对上面的对话，特别是如此抒情的书面语言，你能想象这是一个的哥所说的话吗？显然，这是作者在替的哥说话。熟悉北京的人都知道，眼下北京的出租司机大部分是远郊区县的农民，正宗的北京城里人大都不干这个辛苦熬人挣钱不多的职业了。在这里我没有歧视郊区人民的意思，何况我也是郊区出身，我的意思是，就绝大多数的哥而言，是断然不会说出那么充满书卷气的话的。看后思忖，我不禁想到，老舍、赵树理如果写这次与的哥的相遇，他们会写出的哥如上所说的文人话吗？换一种说法，假如朱自清先生有幸做了一把的哥，他又该说些什么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