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运熙(1926年6月—2014年2月)王运熙先生的学生很多。对我而言，能成为他的弟子，是此生的荣幸。
1986年，我去安徽参加《文心雕龙》年会，第一次见到王先生。此前我已读过先生所有著作，极为敬佩。他的君子之风和书卷之气，更让我如坐春风。次年我便报考了王先生的博士生。博士生入学笔试的内容大抵是《庄子》《文心雕龙》《沧浪诗话》等。面试时，先生问起四库全书，又举一本类书问应该属于哪一部，问是不是看过《四库总目提要》，有什么看法等。又问“二十四史”是哪些书，又问《资治通鉴》为什么不属于“二十四史等”话题。我感觉，王先生不以偏题难题为难考生，提出的问题看似很平常，谁都能回答，但理解的深浅、悟性的高低又能看得出来。
在学期间，王先生主要指导我们读书，开列一些书目，让我们读后谈心得。先生总是细心倾听，从不打断。当我们出现错误的时候，先生不是说“你错了”，而是轻轻地说“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理解的”。王先生待学生很和气，绝无呵斥之语，偶有批评也是非常委婉，学生却很敬畏，这就是不言而威的师道尊严吧。先生眼力不济，我们的论文都要念给他听。他静穆端坐，微闭双目，但只要他皱皱眉头，我们就知道其中必有问题，就要好好反省和检查了。
回想起来，王先生很少对我们传授什么治学之道，也从不叮嘱我们要用功，但大家不敢偷懒。他和他的论著本身就是榜样的力量和无言的鞭策。这么多年了，我写论文有时还会想，这要是念给王先生听，他会不会皱眉头呢？于是就惕然不敢掉以轻心。
王先生的治学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实事求是。他是以乾嘉学派治朴学的方法来治文学的。他不求新，不求奇，唯求其是；不媚俗，不趋时，只重事实。王先生曾在赠我的《文心雕龙探索》一书扉页上题写其“治学自警语”道：“全面观照，准确把握。正本清源，探明原貌。”这是何等朴实的话，每句话的境界，却是不下苦功难以达到的。他的论著力求客观公允，用字用词很有分寸，他基本不用“最”“很”“极”“非常”这类感情色彩强烈的词语。
苏轼诗说：“人言非妙处，妙处在于是。”王先生做学问的奇特之处，就在于不求奇特而奇特自见。其文章平和却另有一种特殊的魅力，非常耐读，经得起时间的淘洗，就像一块宝玉，越磨越有光辉。初次读王先生的文章，你可能会觉得过于平淡无奇。若干年后再读，你会发现，有些人的观点当时看似奇特，后来却站不住脚，而王先生的观点却显得准确而精当，永远经得起推敲。这种学术生命力令人称奇。
王先生家居上海火车站附近繁华热闹的地方，在那里住了近四十年。随着上海的飞速发展，王先生的家越来越显得陈旧。我上学期间，每周到先生家里听课，毕业后又多次到先生家里，发现先生的用品没有多少变化，衣服鞋帽穿了多年仍在穿，饮食也非常简单。前几年我到王先生家，他很高兴，一定要留我吃饭。晚餐是由师母做的，很快饭做好端上来，每人一碗速冻水饺，吃得很开心。师母说，他们平时常吃冻水饺，这样简单方便，营养也可以。
有人说，王先生专心学术而甘于寂寞和清贫。其实人生有不同境界，有些人不甘寂寞，有些人甘于寂寞，而有些人则是不知寂寞为何物。王先生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生活方式非常简单，对他而言，学术就是乐地，沉浸其中就是最大的快乐，所以从不感到什么寂寞和清贫。他并非刻意追求清高，而是本性喜欢宁静简朴的生活方式，他活得自然，所以也活得自在。
2002年底，王先生和师母赴香港和在中文大学任教的二公子巨澜同住数月。次年3月中旬，由港返沪，途经广州，下榻中山大学，并作学术报告。先生浓重的上海口音，听众听起来有些吃力，所以由师弟彭玉平现场即时“翻译”，讲座效果奇佳。我们还陪先生和师母游览了广州、中山、珠海和肇庆。一周多的时间和王先生近距离接触，感受到先生感情丰富，也很机智风趣。当我抱怨同时要指导一至四年级的本科生，还有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任务太重，王先生笑着说：“教学生如养孩子，小时候辛苦，长大就好了。”同行的彭玉平兄，性喜雅谑，在肇庆鼎湖山上开玩笑说：“王先生，您穿着如此朴素，你看承学的衣服、鞋子都比你的好多了，你可要批评他！”先生莞尔一笑：“不，这才叫与时俱进。”同行的人都笑了起来。现在回忆起来，先生的音容笑貎如在眼前。
作为弟子，我总以为先生在学术上的天分与成就，是我们所不可企及的，而王先生那种君子人格与学人风度，我们也只有仰望的资格。王先生的为人和为文高度一致，总是那么从容、淡定、平和、温厚。他看起来文弱，其实意志非常刚强，有超出常人的忍耐力。看起来随和，其实原则性很强，很有定力主见。吉人寡辞，但言必有中。
他极有修养，我未见过他疾言厉色，未见过他发怒、生气，甚至未见过他情绪激动。他高兴也就是莞尔一笑，连呵呵的笑声都没有听过。他的性情温静如水，与人为善，宽厚待人。对一些人、一些事，也有看法，有意见，但绝没有怨恨。有些我们认为是不公正的对待，先生也泰然处之。晚年因飞来横祸而缠绵病榻数年，这是常人难以忍受的，而他仍不怨天尤人，脾气好得连医生护士都感到惊讶而敬佩。我们去看他，他无法吃饭，要靠鼻饲，又说不出话来，见到我们，还很自然地露出温厚的微笑。这既出于天性的淡泊平和，也是很高的人生修养。我想，这就是受到传统文化熏陶而生成的君子人格与学人之风。
宋代大理学家程颐曾说孟子和孔子略有差距，孟子就像有夺目光彩的水晶，孔子则像美玉，“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王先生的为人和为文亦如美玉，不会闪耀出炫目的光芒，却静静地散发出温润的光辉。在当今大学和学术界中，这种温润的君子人格，这样纯粹良善的学者，显得越发珍稀越发难得。
王先生走了，永远离开了我们。呜呼！吾师一去兮，雨雪霏霏。我心伤悲兮，不可断绝！
(摘自《东方早报》2014年2月14日A15版)
王运熙 教授，共产党员，江苏金山(今属上海市)人。194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52年后，历任复旦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专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尤长于六朝、唐代文学和《文心雕龙》的研究。著有《六朝乐府与民歌》《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文心雕龙探索》，主编有《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等，曾参与《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写工作。2012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的《王运熙文集》。王运熙先生治学严谨，视野开阔，思维辩证；为人朴实谦逊，淡泊沉静，不计名利，以教书育人、追求真知为乐。他以其学术建树和高尚的品格，受到了中外学人的由衷敬仰。2014年2月8日于上海去世，享年8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