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人洪应明说：“翠筱傲严霜，节纵孤高，无伤冲雅。”在千古士君子群中，担当得起“节纵孤高”而又“无伤冲雅”的，大概也只有东汉的严光(子陵)一人吧。
严子陵曾与刘秀一起游学，小时候是玩伴。刘秀做了皇帝以后，第一个要重用的人就是严子陵，请他出来做谏议大夫，共商国是，治理江山。严子陵则隐居不见，后来终于被刘秀找到，再三请他进京。刘秀不顾及自己的身份，竟直走进严子陵的卧室探望，见他赖在床上不起。刘秀抚摸着严子陵的肚皮说：“子陵，你不愿帮助我一同治理天下吗？”严子陵装睡不理他。过了好一会儿，子陵才睁开眼睛看了刘秀一眼，说道：“士各有其志，为何如此相迫？”
北宋范仲淹，对严子陵如此对待“做官”一事，非常钦佩，他撰有《严先生祠堂记》，盛赞这位志节孤高的前辈：“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所以出此赞言，盖事出有因，大半部士君子史都装在范氏的肚子里。
北宋素有宽容士大夫的美谈，其实隐匿着一定的偏见，这大概也是士人进身之途狭窄的缘故。据传宋太宗曾对朝臣说：“听说吕端收到罢相之命，哭泣不已。”枢密副使钱若水当即厉声回应：“岂有此事！”退朝后他很伤自尊地说：“我辈眷恋爵禄，被君王如此轻蔑！”于是自请罢职。
所以范仲淹在文章中特别感叹：“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光武帝刘秀是成全了严子陵操守的，有一回他请严入宫而问：“朕与昔日相比如何？”严答：“陛下比过去稍强些许。”两人叙旧至晚，睡在一张床上，严睡着后不自觉地把脚撂在刘秀身上，次日太史奏有客星犯御坐。刘秀笑了：“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岂不是百代以下，只成就得严子陵一人。
据说严子陵后来更姓埋名隐居于富春江畔，享年八十，于家耕钓以终。后人把富春江山改名“严陵山”，山下那条湍急的江水也改为“严陵濑”，还把严子陵钓过鱼的地方，命名为“严子陵钓鱼台”。后来，严子陵钓鱼台渐渐成了著名的历史古迹，骚人墨客，题咏甚多。有一位识文断字的轿夫长于吟诗，一日，他观光了“子陵钓台”后，感慨万端，便信笔为刘秀和严子陵题诗一首：“好个严子陵，可笑汉光武。子陵有钓台，光武无寸土。”
这些典故所以有生命力，流传至今，盖因为对官员和知识分子仍有警示与勉励之功。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分子已渐成官场上的主力军。如今“高学历”官员比比皆是，硕士博士已不鲜见。由于“官本位”仍然很温暖，很实惠，便有相当一些学者教授，不甘于学术界的冷落寂寞，也想熬一顶官帽子戴戴，某高校就曾有过十一位教授副教授竞争一个处级职位的事，如能在学者与官员两栖中游刃有余，那岂不求之不得。官员中也有个别人想混入科技界学术界充当泰斗的，甚至不惜花一两千万元买个科学院或工程院的院士头衔(据知只差一票险些得逞，这也说明多数院士仍坚守学者的底线)。
在一个特别讲求实际的年代，有多方面的力量都可以暂时成为时代车轮的“动力”，但是归根结底是“利益”在后面撬动着各种类别的道德和罪过。它们或是用语言文字发声，或是用看得见的行动和结果发声，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名心盛者必作伪，利心盛者必恋贪。现实的官场学界已经清楚地回答了这两句话。从批判过“入党做官论”，如今又有了“读书做官论”一说。其实书也未必真读，能拿上文凭的，不读书也可以做官。生活中所以有种种不幸和罪过，皆因为相当多的人都想出人头地，甚至不择手段地要手握权力并说了算数，梦想支配更多的人和金钱，结果十有八九把自己也“支配”到罪恶的深渊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