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对我们全家来说，是一个撕心裂肺的痛日——父亲王洛宾永远地走了，想来竟已过去了18个年头。然而，他的歌声却从未离开过他挚爱着的大地，深爱着他的人们也无处不在地唱着他留下的那么多好听的歌。
此时，我不禁想起和父亲度过的一段难忘的日子。思绪，回到了1977年那个乍暖还寒的初春……
当时父亲刑满出狱已经两年，可他的生活却一直没有着落，先是在监狱“新生队”里待了一段时间，后来监狱将他送到城里的二哥家。二哥家的生活也非常困难，二嫂没有正式工作，在家带小孩，全家人的生活就靠二哥每月四十多元钱支撑着。父亲的到来，无疑给二哥家增添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倔强的父亲不愿连累他们，60多岁还要跑出去找活，看工地，打短工，挣一点算一点地补贴家用。
与此同时，我在农场接受再教育已经八个年头了，二场五队的老知青就只剩下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儿子一个人了。那年农场的春天来得格外早，春播刚完就开始田间管理，一直忙到了六月，连长才同意给大家放假五天。虽说有五天假期，可我却没有休息的打算，因为我早就计划好，要回乌鲁木齐市见父亲。更准确些说，我要劝说父亲，让他下决心务必去有关部门上访求助，以解决自己的历史问题。我已经替父亲准备好了上访申诉材料，是一位无锡支边青年帮我写的，他叫罗哲毅，是我在农场结识的好朋友。他非常同情我的处境，得知我要为父亲上访喊冤，就主动帮我。为了保证申诉材料准确无误，他还专程跑了一趟乌鲁木齐，去找我父亲了解情况。他详细询问了父亲过去的历史，以及含冤判刑入狱的全过程。申诉材料写好后，他还用工整的字体为我誊写了五份。罗哲毅对我说：海成，拿着这五份上访材料，你可以去找新疆军区、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设立的上访办公室投书喊冤，请他们帮助解决你父亲的问题；如果他们不管，那你就直接上北京，去国务院上访办公室告状。
五天的假期，对我来说是何等宝贵啊！
我用一天就赶回了乌鲁木齐，下午在二哥家里见到了父亲。我们已经有半年多没见面了，看上去他心情特别不好，蓄着连鬓胡子，身穿一件自己修改后没有领子的粗布衬衫，下身穿着一条膝盖上打着补丁的裤子。父亲告诉我，二哥要到很晚才能下班，二嫂最近也出去打短工了，家里只有他一人在照看着小侄女。我耐心地向父亲说明这次回来的目的，又给他看了罗哲毅起草的上访材料。当我说出要替他去上访的想法时，父亲的态度却非常冷淡，接着干脆拒绝了。
我非常理解父亲当时复杂无奈的心情，一个坐了15年牢的老“反革命分子”，哪里还有什么勇气，再敢去为自己喊冤呢！我和父亲发生了争吵。父亲情绪激动地对我说：“以后，我的事情不要你管。”
第二天，我已经不想再和父亲争论什么，无论如何，我不能让这次上访计划落空。我决定自己带着上访材料，去军区和政府的信访办公室碰碰运气。我赌气骑着自行车跑完了新疆军区和自治区设立的上访办公室，果然，负责接待的人一看是王洛宾的上访材料，就无一例外地连连摇头。答复几乎都是同样一句话：王洛宾的历史太复杂，他的问题既不属于历次政治运动中造成的，也不属于“文革”造成的。所以，我们无法解决。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这些天来自己好容易积攒的一点信心，突然没有了踪影。我庆幸父亲今天没有跟我一起来，要是让他听到这样的答复，肯定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看着我一脸悲愤，一位也是来上访的老人同情地对我说：“有一个专门给‘右派分子’落实政策的办公室，就设在自治区党委的大院里。”老人劝我可以去那里看看，也许会碰到好运气。可我一想，父亲并不是什么“右派分子”，如果贸然去找他们，肯定也会碰一鼻子灰的。
但是，我已经走投无路，只能硬着头皮来到坐落于自治区党委大院里的那座黄色三层小楼前。
经过门卫一番盘问，我才在一楼的“右派分子甄别办公室”里见到了凌志贤处长。他50来岁，身着蓝色中山装，中等个头，为人非常和蔼。
我迫不及待地说明了来意，并拿出上访材料请他过目。他仔细听我介绍了父亲目前的生活困境，以及老人渴望重新工作的想法之后，便对我说：“我认识你的父亲王洛宾，也了解一点他的情况。他现在在哪里？为什么自己没有来？”
我告诉凌处长：“父亲住在西郊我二哥家里，我劝他一起来，可是他至今还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心里有许多顾虑。他不相信政府会给他落实政策。所以，我就替他先来打听一下。”
凌处长沉思片刻，对我说：“这样吧，你回去告诉你父亲，让他明天到我这里来一下，我有些话要对他说。”
总算有了一点希望，我匆匆谢别凌处长，骑上自行车兴冲冲跑回西郊二哥家，将见到凌处长的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脸上的表情说不出是兴奋还是失望。
第二天，我便陪着父亲去见凌处长，他们俩一见面就开始交谈。我就在门外等着，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父亲才走出来。
我忙上前去问：“爸，怎么样？”
父亲面带笑容地说：“凌处长是个好人，真是个好人！看起来我的问题还有点希望，他答应把我的申诉材料由统战部转交军区，并要军区给予答复。”
那一刻，我和父亲都开心极了，真有一种马上就能重见天日的感觉。
1979年冬天，父亲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新疆军区落实政策办公室作出决定：对王洛宾同志的冤假错案给予平反，鉴于其已经过了退休年龄，因此不再安排工作，按军队内部职工享受退休待遇。工资定为1961年被捕前的标准，关押期间的工资不予补发。
两年之后，父亲的命运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81年，新疆军区政治部为父亲召开平反大会，重新作出决定：彻底推翻1961年军事法庭对王洛宾同志“历史反革命”罪的判决。恢复王洛宾同志军籍，担任新疆军区歌舞团艺术顾问。
父亲蒙受了15年的不白之冤，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昭雪！
父亲的晚年无疑是幸福和辉煌的。他经常对我说，自己已经很知足了。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凌志贤处长，没有新华社新疆分社的记者赵全章、社长柴怀吉，没有总政治部文艺处处长魏风，以及许许多多好人的关心和帮助，父亲的晚年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只有天知道。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寻找凌志贤，我要把自己写的两本书《我的父亲王洛宾》和《往事如歌》作为一份特别的礼物，亲手送给凌处长，因为我在两本书中都提到了凌志贤。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凌处长在许多年前就离开了新疆，因为没有联系方式，寻找凌志贤的工作只好停了下来。
直到去年秋天，我终于在新疆见了到了凌夫人，从她那里才得知，当年的凌处长已是耄耋老人，如今定居在深圳。那天，凌夫人给我讲了许多他们夫妇和王洛宾交往的故事。原来，从第一次父亲与凌处长见面，他就明确表示支持父亲申诉，这无疑是初春的一抹亮色，给父亲带来了希望。之后他们就成了朋友，并且一直保持联系。后来父亲迎来了音乐事业的辉煌，这位党的干部也从未提及自己的“功劳”，令人起敬。那天，我特意将我的两本书《我的父亲王洛宾》和《往事如歌》交给凌夫人，请她转交远在深圳的凌志贤老人，总算了却了自己多年的一个心愿。
我祝愿凌志贤老人晚年生活幸福，祝愿好人一生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