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在西安，常见父亲和客人交换名片，那片片，拿在掌上把玩，颇觉有趣，相信长大以后，也会有个片片，印上自己的身份。
那时叫“名片”为“名刺”，后来革命了，解放军进城，连名片的命也给革了。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启用名片，我感到新鲜，却不感到奇怪。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名片兴时，我的夙愿以偿，也曾经印过几盒，怀揣名片，却不好意思掏出来送人。
人为什么要互送名片？为了验明正身，自我推销。
留个地址、电话什么的，回头好联络，但主要还是为了亮明身份。既然如此，那么，谁的级别越高，名气越大，谁越神气。好像就是那么回事。
彼此见面后、会议开始前，序幕的序幕是交换名片，名片大战。这时候，全场最活跃，气氛最热烈。这时候，只有这个时候，才是那些最爱出风头、最爱拉关系的人的盛大节日，最难得的机遇。要是名人遇到大官，或者大官遇见名人，气氛还要热烈。“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某某同志？！”惊叫之声不绝于耳。只见名片飞舞，艳羡大作，或拍肩抚背，或紧紧拥抱，抓住对方的手臂乱摇晃，攥得人手怪疼的，摇得人胳膊快要散架。
这无疑是名气和职位的大竞赛，实力与派头的大联展。“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总有一些人不那么舒服，或者看不惯，或者被冷落，或自惭形秽主动靠边站。这种场合，自己扮演什么角色，自己心里明白。
后来，我没有再印名片，退下来以后，更没有必要印名片。当然，碰到有些场合，大家交换名片，你在那儿干戳着，人家不理解，还以为下台之后想不开，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此次南下参观，属官方邀请，不时出现在官场。人家这里当官的，名片反倒素雅，一个官衔说明了身份，无需丝丝萝萝显摆炫示，倒是我们一伙舞文弄墨的，不敬惜油墨，过分堆砌，什么“长”、什么“事”、什么“员”、什么“问”一大串，把粉全擦在脸上，惟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是个人物。我本想立时上街做两盒名片，临场怯懦，不敢造次，罢了，罢了。
只收礼、不待客，我白落了一摞名片。
有张名片，把自己的头衔分为“短期的”“长久的”“任命的”“挂职的”“代理的”“授予的”“表彰的”凡七类，文武昆乱不挡，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一专多能，人才难得，有趣，过目不忘。
有张名片，一共十个头衔，第一个头衔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有张名片：“教授(相当于一级作家)”。
有张名片：“……副主编(没有主编)”。
有张名片：“著名文艺批评家”。
有张名片：“……副主任(厅局级待遇)”。
我想起一件事来。某年某月，在中原某名城某个像样的宾馆，我们“编审”一行数人登房。验罢工作证后，服务人员问：“你们住三人间还是四人间？”我们回答说：“住两人间。”服务员故作鄙夷状，说：“两人间的没了。”我们指着一楼空荡荡的房间质问道：“那不是吗？”服务员觉得可笑，不无揶揄地说：“那是给科长留的！”
“三代以下，未有不好名者。”“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所以，对于在名片上加注级别待遇什么的，我很理解。不过，我的名片死活也不印了。
开幕式后，餐厅的路上，邵君燕祥递给我一张名片，说：“我的电话有变动，留个电话号码给你。”我接过一看，颇为吃惊，名片上留白很多，除去三个字的大名以外，就是下头一行小字——住址和电话。
他的名片上什么头衔也没有，可是，文坛无人不识君——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诗人兼杂文家，他的作品就是送给朋友的名片。这类名片是无字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有了。
陈国凯送人的也是空头名片，什么头衔也没有，但文艺界谁不知道他是广东省作协主席？
巴金出国，作协给他印名片，各种头衔耀人眼目：政协什么，作协什么，上海什么，最后是“小说家”三个字。巴老嗟叹：“小说家才是首要的，没有小说家三个字，哪来的其他什么？”
还有更绝的，名片上的头衔倒是有：“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永久的；某某理事、某某教授、某某顾问、某某副主席——都是挂名的。”
有一张名片，生怕别人忽略自己，折叠式的，篇幅大，加印上发表作品的详细目录，还有获奖作品的目录，更详尽，名片的四个版面密密麻麻，而我们，都到了不戴老花镜就成了睁眼瞎的年龄，如此名片，上面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
日前，中国请辞文科“资深教授”第一人的章开沅，接受《新京报》访问时说，他曾经收到北京一位教授的名片，只印了六个字：“退休金领取者”，是“奇人”。他请辞(同于院士丰厚待遇的)“资深教授”后，也以“退休金领取者”自居。
有诗为证：“丈夫所贵在肝胆，斗大虚名值几钱？”(引百庸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