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静寂。大约因为清明将近，回顾来路，想到去世已久的曾传荣先生，不觉黯然。
最早认识曾先生，是在阳江城北门街谢绍浈老师家里。谢老师是初中时的授课老师，在文学方面给过我许多指导，直到城里读高中时，仍会常常向他请教。谢老师介绍曾先生，称“曾校长”，那时像是任职于县师范学校。谢老师家里有几位常客，聚在一起便谈诗论文，谢老师戏称是“斗室中人”。曾先生不在此列。我见过有数的几次，往往进门不久，便见他起身告辞，颇有点神秘的意味。因为好奇，曾经向谢老师探问过他们的谈话内容，答说多属教学及日常生活之类，而与文学无关。因此，我想曾校长的到访，大约出于爱惜人才的缘故。那时，谢老师被打成“右派”，是政治社会中的贱民，不要说有“身份”的人，一般人亦避之唯恐不速。所谓“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运动不断，告密成风，翻云覆雨，人人自危，像曾先生这样不计利钝，几十年过从不断，温情慰解，我以为是极难得的。
我与曾先生之间谈话不多，印象中，严谨而谦和，是一个很可亲近的人。
1981年秋，我被借调到省一家出版社工作。但是，按照我国的户籍及劳动制度，要从农村进入城市而直接转为“居民”，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想不到根本无法做到的事终于做到了。
首先要感谢张若曼女士。我认识张女士是她在县文化馆担任图书管理员的时候，后来因为写作，与她偶有往来。当时，她对于我的写作出路表示过极大的关心。八十年代初，她在“右派”改正之后，被任命为县的文化局长。据传，她和曾传荣先生一同联名给姓刘的县委书记写信，把我当成地方上的所谓“人才”，要求解决我的城市户口问题。经相关部门批准，我最先被招工成为织篢糖厂的工人，然后再行调至县文化馆，从此成为馆内的一位不拿工资、自然也无需上班的馆员了。
返回县城办理调动手续时，张若曼女士向我讲述辗转招工的经过。她谦言自己未曾尽力，倒是曾先生居间相助，热心奔走，言下深为赞佩。因为事务蝟集，行色匆忙，当时竟也忘记面上致谢。
我的“粮油关系”一直挂在县文化馆。论身份，区区工人而不是干部，照样无法调动。按规定，编辑属干部编制。先前或可“以工代干”，后来便为政策所不许，而我没有大学文凭，如何“转干”，成了一大死结。出版社方面也为此感到急迫，于是开具介绍信，让我趁春节返乡的机会，找县级权力部门协助解决。
我与官场人物素无往来，遇到办事，往往被弄得手足无措。窘迫之时，想到曾先生曾经是老资格的县府秘书，德高望重，人缘又好，加以一直关心我的调动，便决意找他帮忙。果然，对于我的请托，他欣然应允。
次日，我和曾先生相约一同前往县府。曾先生告诉我，说是县委书记已经换作姓郑的了，上午召开什么会议，让我们在县府大院外面等候。其时正值深冬，没有阳光，北风凶猛，败叶纷飞。我心里透出一阵寒意，侧身看见曾先生挺身站立，穿的是惯见的中山服，没有袍子，显得比较单薄。他翘首向着正前方，眯着眼，花白的头发在风中抖动。当时，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近于“绑架”的事，而且“绑”的是一位无辜的老先生，确实有一种罪感，很久很久为之不安。
让我感触最深的，还是会见的场面。书记接过介绍信，反应冷淡，说的是现成的官话，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曾先生不卑不亢，仿佛他所做的也是一件公事，表情严肃，言辞恳切而得体，总之没有一点求告的语气。
如此会见的结果可想而知。当时年青，意气还盛，故也不大以为意，在社里照样编我的书，写我的鲁迅传。如此过了一年，有一天，不记得是谁突然通知我，说是“转干”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据说年年县市都有一批“转干”指标。那一年，在江门市的一次人事会议上，县人事局长林清把我作为个案拿出来讨论。他手头有我当时出版的一本薄薄的册子，以及单位为我准备的一沓证明材料，一样以擢拔“人才”为理由，为我赢得了一个干部指标。从此，由工人而干部，个人调动及举家迁移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林清先生曾在我所在公社任党委书记，没有打过交道，当初在我的眼中是一位可畏的人物，如何可能出面为我个人力争呢？事后，当我得知他与曾先生曾经一同从事地下工作时，心里豁然开朗：肯定是曾先生事前做了功课的了。为此，我不曾从林清先生处得到确证，而曾先生也从来不曾提及此事，于是在我成为一个“悬案”。
我只到过一次曾先生府上，记得是在全家移居省城之前，特意向他致谢的。那时，他已染重疾，但风度一如从前，面带笑容，说了许多勗勉的话。后来，在电话里向他的家人问过病情，答说经过按摩治疗，奇迹般好转了，想不到不久之后就辞世了。
如果要论交情，我与曾先生算得是“忘年交”，但也是所谓的“君子之交”，真正淡得如水。我们之间见面，电话，通信，都少得不能再少。他为我做的事，对我个人来说，是“安身立命”的大事，然而，他是背着我做，默默地做。在谋生的途中，遇到不少施以援手的人；像他这样并非出于私情而着眼于社会者，寥寥几位而已。
我怀曾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