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人。1948年11月出生。1968年北京师大一附中毕业后，赴云南西双版纳农场当知青。两年后入伍，在部队从事文学创作。云南生活十年，青春献边疆。1978年回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
1970年发表处女作小说《后代》。此后相继写作出版了《野蜂出没的山谷》《这里是恐怖的森林》《黑林鼓声》《我的爱情是我想出来的》《丹东看守所的故事》等中长篇小说、报告文学二十余部。其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推理小说《傍晚敲门的女人》，是中国推理小说的重要代表。
生活是一口井。
三十年前，我到北京公安局七处体验生活。一去就半年，风里雨里。那时大家都穷。我跟警察一样自带干粮，渴了到处找水喝。七处位于城南偏僻之地，地名吓人，叫半步桥。是死是活，只差半步。这里是预审处也是看守所，够枪毙的从这里直接拉到刑场。在笼罩恐惧与神秘的小院里，在小院低矮昏暗散发故纸霉气的档案室里，一份死刑卷宗让我的心收紧！一个女人凄楚哀怨的声音自卷中传出，呜咽地向我讲述了一个爱恨交加的故事。爱她的人以死向欺辱她的人复仇，她为爱她的人拒不吐实宁愿赴死！我千方百计找到当初办案的预审员。开始，他还犹豫。我说，没事！他相信了我，还原了预审中惊心动魄的对话。最终，我以自己喜欢的侦探小说样式，写成了《傍晚敲门的女人》。三十年过去了，现在，竟然有十多家网站有声连播这部中篇小说，让我感动！
四年前，我七下丹东看守所深入生活，与警察和在押人员共同度过三个春节。关在这里的人，要么活着出去，要么走上刑场。生死碰撞，爱恨纠缠。文学的永恒主题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怎样打这口井？我请求戴所长，能不能让我也住进看守所？戴所说，天冷没热水不安全，你六十好几了不行！我说，没事！我如愿住进去，屋外风景被铁窗分割。每天跟犯人共用脸池便所，放风时一起晒太阳。一日三餐混在警察堆里，他们吃什么我吃什么，他们值班我陪着。慢慢地，人家接纳了我，从李作家变成老李、李老头儿。不管是男是女，都有说不完的话流不干的泪。我倾听，我落泪。有时谈话到深夜，我一个人迎着冷风缩着脖子走回小屋。路过带电网的高墙，居高临下的哨兵突然打开探照灯照我。哨兵属于武警系统不认识我。我急忙喊，别开枪，我是好人！时间长了，他们也认识了这个常常勾腰走夜路的老头儿。还是打灯，不是照我，而是照亮前方的路。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丹东看守所的生活。真真切切发生在我眼前的故事，有血有肉，有头有尾。这个没结束，那个又开始。故事中有我，我也有故事。人生之苦，人性之美，人类之爱。面对真实生活，一切凭空杜撰都显得苍白。我提起笔，完成了三十万字的《丹东看守所的故事》。
前年冬天，我去一家理发店理发，五十多岁的女老板亲自动手，技术一级棒！这在眼下不多见。我无意中看到工具台的玻璃板下有一张很小的老照片，顺嘴儿问，照片里是谁呀？她说，我老爸老妈。不对啊？分明是三个人！我再定睛，中间站的竟然是一位已故国家领导人。我再三问，才知道她是高干的女儿，老爸老妈曾在中南海工作。她本人从十四岁起就遭遇“文革”，上山下乡，当农民，当工人，下岗后又自主创业开理发店。作为官二代，她不依靠父母。经历三次恋爱婚姻之后孑然一身却充满阳光。在泥泞中奋力前行，在风雨中撑起不屈的伞。她身上闪光的东西，正是当下最缺少的。她有故事！我说我跟你是同代人，你愿意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吗？她问干吗？我说我想写写你。她很吃惊，你会写？你写过什么？我说我刚写了一本《丹东看守所的故事》。她的眼睛突然瞪得老大，啊？你写的？我看过。是一个熟人借我的。我看哭了好几回……就这样，她同意了我的恳求，让我有幸成为她的听众。我在理发店旁的一个小茶馆里交了押金，只要她一得空儿，我们就隔桌而坐。喝不起昂贵的茶。一壶白开水，一盒面巾纸。她的眼泪太多了！在断断续续差不多半年的倾诉与倾听中，她泪流成河。很多时候，我也哭。忍都忍不住。茶馆里的小姑娘几次探头进来，我说，没事！
这就是长篇小说《花自飘零》最初的源。或者说，是井里的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