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核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在我们看来，“中国梦”具有三个特点：主体性、集体性和能动性。“主体性”是指中国梦以中国为主体，承接中国的历史、文化与传统，以中国人民的奋斗为动力，坚持走中国的道路；“集体性”是指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中国人民的共同奋斗，而不是仅仅诉诸于“个人”，在这里，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是一个关键问题，个人应将自己的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中国梦”则需要凝聚不同人群共同的希望与理想；“能动性”是指中国可以拥有自己的梦想，能够通过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这看似十分简单，但却是我们的先辈在艰苦竭蹶的奋斗中开拓出来的，也是我们在纷纭复杂的世界格局中必须坚持的。“中国梦”的提出，凝聚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梦想，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时代。
在新世纪的新时代，可以说我们已经超越了近代以来“启蒙”与“救亡”的总主题。中国历经一个多世纪的艰难险阻已经浴火重生，“救亡”的忧患对于今日的中国来说已经并不构成主要的问题了；而对于“启蒙”来说，在今天也面临着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在我们的社会中仍存在着前启蒙的依附性关系，另一方面我们也在承受着启蒙的“后果”——“个人化”、“理性化”与“世俗化”已经造就了更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不少文艺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理性利己主义者的微妙博弈，可以说启蒙的这一后果构成了当今社会应该反思的主要对象。1980年代中期，有学者曾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概括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文化运动，最终以“救亡压倒启蒙”的结论呼唤新的启蒙。但在我们今天看来，无论是启蒙还是救亡，都已经无法概括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我们已经走出了近代以来中国史的一个阶段，必须探索新的主题与方向。而在我们看来，“中国梦”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新时代的新主题。当然，这并不是说启蒙与救亡的思想并不重要了，而是在一种新的视野中，我们可以重构这个时代的思想地图，与救亡紧密相连的中国革命传统、包括启蒙在内的西方思想，以及传统中国文化，都构成了当代中国内在意识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将来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我们必须继承并加以融会创新，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创造新的中国文化，才能实现中国梦。
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来说，应该以“中国梦”为核心和引领，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当代中国文学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不同层次的文学作品中都显现出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中国人的形象正在发生变化，在国外的中国人形象不再是“落后者”，传统中国文化不再被视为愚昧，而国内的中国人形象也发生了变化，中国人不再以中国农民的形象为主要代表，而更多地以中国都市中的人群为代表；不少中国作家开始突破西方文学的规范，探索新的中国美学，更加关注中国人独特经验与情感的表达。这种种变化，既来自当代中国及其在世界格局中位置的变化，也来自中国文学承继传统、开拓创新的巨大努力。五四以来，中国的新文学与中国人民血肉相连，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心灵史，开拓了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空间，在中国的剧烈变革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传统。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置身其中的每个人也都经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进程，如果能够真正写出这一巨变，写出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灵史”，将会是重要的经典作品。在新的时代，中国文学应该继承五四以来的优秀传统，以中国梦这一新的时代主题讲述新的中国故事，以文学的形式凝聚中国人丰富而独特的经验与情感，描述出中华民族在新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并想象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