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我这辈人私下里多有称她为韦老太的。近来我从报纸副刊上看到连载的冯骥才的《凌汛》，对改革开放前后的韦老太有许多生动而温暖的回忆。这确实是一位值得以暖色描绘的老革命、老作家、老编辑。冯骥才对韦老太扶植他进入文坛感恩之心溢于言表，应该的，读来暖心。其实最应该感恩，而且也早多次以文字表达了感恩之情的，是王蒙。1956年王蒙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以后，当时韦君宜和黄秋耘在中国作协主持《文艺学习》杂志，立即开展了影响非凡的讨论，所引出的动静很大，上至毛泽东，下至普通读者，当然还有许多评论家和作家，对这部作品都有所评议。鉴于毛泽东对这个作品表达了基本肯定的态度，所以，这个作品本身并没有导致王蒙的落难，但1957年的大形势下，王蒙还是倒霉了，韦君宜岌岌可危，要不是当年在延安与她共事的胡乔木打电话到中国作协，进行政治担保，韦君宜也跟王蒙归为一类了。但是韦君宜自身情况稍有好转后，便不时给予王蒙温暖、伸出援手。1962年初，韦君宜主动通知王蒙，他那部1957年初已经开始在上海《文汇报》连载并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稿，却由于情势突变而夭折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正考虑安排出版。但正如1957年一样，上半年觉得没问题的事情，下半年就绝不可再做，《青春万岁》再次夭折。王蒙1963年决定去新疆，临行前韦君宜对他鼓励有加，在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中，他写道：“韦君宜支持我去新疆，并说一个是去新疆可以写一些少争议的题材……一个是，她说，我可以改变一下那种比较纤细的风格。”1963年底，王蒙全家乘火车，经西安奔赴乌鲁木齐，那远行的人际温暖里，韦君宜的份额不是一个微小的量。
我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接触到韦老太的。那时候我这一茬青年作家里，流传着关于她的许多趣闻。其中一条是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里，呼吁抗日的游行学生，被军警赶进了景山，四围高墙，大门紧闭，爱国学生奋力反抗，韦老太当时乃妙龄少女，却也攀到墙边大树上，大声斥骂墙外军警，学舌的模仿她愤怒地爆粗口，令我辈大为仰慕，因为我辈那时都读过长篇小说《红岩》，觉得她的气概不让书里那位“双枪老太婆”，因此，韦老太之称绝非不敬倒是美称。当然后来学舌者被我诘问：你那时尚未落生，哪里听来？他告是某革命前辈所述，此传说虽然真伪待考，但韦老太首先是个性格带棱带角的老革命，则是无可质疑的。
1978年初，那时我是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名北京出版社，不是跟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期在一个楼里的那个人民出版社)的一名编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韦老太打来的，口气很硬，让我马上去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她的办公室一趟。我去了，办公室就她一个人，她见了我就把我批评了一顿。由于我事前毫无思想准备，那大我二十五岁的“双枪老太婆”的气派，竟让我憋屈得流出了眼泪。我当时的委屈是，她批评我对境外访问者应答有错，如果有错，也应该是由我所属的单位的领导找我谈话，或者是当时负责这类事情的三联书店的老总范用(那次访谈是他安排的)来批评我，而且我知道范用的办公室那时侯就在同一栋楼里，我本以为她找我去是为了写作上的事情，而且那时候我们出版社正筹办《十月》，我也正好跟她约稿，万没想到却是她把我当面数落一通。我一憋屈流泪，轮到韦老太不知所措了。她本良善，绝非要我那么难堪。态度很快柔和下来。她回忆起1939年在延安编《中国青年》杂志种种情形，我们也就渐渐能自然交流。最后她送我出办公室，并答应给《十月》写稿。那以后无论我自己单位的领导还是范用都没有对我那次访谈进行批评。但是我对朝内大街166号，也就不可能有大冯那般提起来就春意盈心的共鸣。
后来中国作家协会恢复了，有了外联部，不时组织一些跟境外作家交流的活动，有时韦老太会跟我同时被邀去参加，她会穿上旗袍，衣领下别一个不小的银制花形胸针，因为我心里总梗着“双枪老太婆”的印象，见了多少有些惊诧。我有点躲着她，她却似乎很愿意跟我攀谈。印象深的，是一次她对我说：“现在从美国回来的那些人，其实当年在大学里都是功课不怎么样的。像我们功课好的大都参加革命了，他们功课不好的那时候大都出去留学了。”1984年我的长篇小说《钟鼓楼》在《当代》杂志分两期连载，韦老太很快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赞扬鼓励的书评。我打电话去表示感激，她说：“我是先看后半部，觉得有意思，才找前半部来看的。”后来她出版了《露沙的路》，立刻签名寄赠给我。再后来，她病得不行了，抱病完成了《思痛录》，一天忽然有人按我家门铃，开门见是一个憨憨的小伙子，对我说：“妈妈让我把书给你送来。”我见扉页上有她歪歪扭扭的签名，感动莫名。我让她那儿子进来坐下，想多聊聊，对方却只是憨笑。于是我明白，这就是那个她和夫君杨述双双被打倒后，被一些借势欺人的家伙打傻了的那个儿子，我眼睛潮湿了。
前些时王蒙邀我去他家跟他和新婚的妻子单三娅小聚，三人闲聊，不知怎么就提到了韦老太。我说，我注意到，有一件事，在王蒙的回忆录里有，在仙去的瑞芳嫂的回忆录里也有，而且，在王蒙的长篇小说四部曲“季节系列”里，又化为了一个情节，显然，是他们记忆中的一个痛点，那就是，支持鼓励王蒙多年的恩师韦君宜，忽然呈现出她人性中阴冷的一面。在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里，他这样忆及：“已是‘四人帮’垮台后，芳去北京探亲，我仍要她去看望一次韦君宜，韦对芳也是一句话也没有，直到芳干干地告辞，说是她说了一句：‘代问好。’整个拜访，得到的就是这三个字。芳说……她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侮辱。”行文中之所以用了“我仍要她去”、“也是一句话也没有”，那是因为，1975年底韦君宜以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的身份去乌鲁木齐，王蒙找到她的住处，感恩之心热似火，说了许多的话，但韦君宜几乎不跟他对话，只冷冷地说了几句，其中最锥心的是：“你现在不能写作。”
一个投身革命的大家闺秀，一个不仅可称编辑家，而且自己的散文小说也写得非常出色的作家，为什么在历史的那个节点上，对以前关怀备至的晚辈作家夫妇，忽然呈现出那么阴冷的面目？前些时在王蒙家谈及时，王蒙感叹说；“那种你兴冲冲去拜望她，她却面无表情，一句话也不说，只等你自己意识到必须离开的情景，确实像掉进冰窟窿。但是后来我也理解了，其实她心里对我还是好的，哪怕能看到一丝我的希望，她也不会那样啊。”而直到她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里扶植大冯创作《义和拳》的时候，她对王蒙那样的作家重返文坛的可能性还是没有看到一丝希望。她何以会对有的事情那般绝望？
2006年，我应邀到美国讲完《红楼梦》乘航班从纽约飞回北京，太巧了，旁边正好坐着韦老太的女儿杨团，我们攀谈起来。父母都为组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为编辑团刊团报奉献了生命黄金期，但是先是在“抢救运动”里被诬陷打击，后来更在横扫一切的运动里被抄家批斗。韦君宜虽然在粉碎“四人帮”前重新启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签发“新人新作”，但是，她后来在《思痛录》里，对那段编辑史进行了痛彻的否定与忏悔。“四人帮”被粉碎前，已有一些被打倒的干部得到解脱，粉碎“四人帮”以后，平反运动中的冤假错案更是天天有新的进展，而她的夫君杨述，却一度被“两个凡是”罩住，不得平反，你想韦君宜是什么心情？后来我读到她在七十年前的“抢救运动”中身处困境时写的两首诗，一首古体《四三年审干后作》：“小院徐行曳衫破，风回犹似旧罗纨；十年豪气凭谁尽，补罅文章伏笑谈；自忏误吾唯识字，何似当初学纺棉；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几何年。”一首新体《家》：“家呀/让我再呼唤这一声！/我们对得住你/你愧对了我们/世界/人生/革命/学来好大个聪明！/如今/已变成无家的流民/夜晚寻不上宿头/让我弹一曲没弦的琴/你听/站在旷野里/呆望着/最远的星星”。经历一次劫难从绝望中复苏过来已属不易，没想到还要重复经历而且烈度更大，你想她人性中的良知良能，被挤压到了怎样的程度？在那个历史的节点上，她那样以绝对的冷漠对待王蒙夫妇，也就实在不难理解了！她是在“弹一曲没弦的琴”啊！她在生命的最后时段写出《思痛录》，“银瓶乍破水浆迸”，是想给后人留下警世涤心之音啊！
2014年3月20日 温榆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