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年了，下馆子吃饭上主食，只要征求我的意见，我就点：家常饼。稀的则点粥、汤皆可。若吃不了打包，我也只打包家常饼。拿回家，炒饼丝、烩饼，怎么做都好吃。家常饼夹煎鸡蛋熟肉，我感觉远比汉堡、三明治好吃。
我对家常饼的情结，缘于年少插队经历：塞北大山沟里生活很苦，粮食不够吃。一年四季，谁家能稀粥不断，在村里就算上等户了。粥是小米或高粱米粥，五黄六月陈粮将尽新粮未熟时，稀到什么程度？盛粥——盆里照着碗(底)，喝粥——碗里照见人，一点都不带夸张的。每人一年的口粮(毛粮)360斤，若家里没小孩子均着，几个大人，稀粥都够呛。
塞北不种麦，白面，甭说吃，想见着都难。女人串亲戚，挎小筐，筐内一个小长方纸包。何物？房东家收了一包，打开看，就是白面，都变成灰色了，打糨子都不黏，你送我我送他，说不定转了多少家。后来知青带去挂面，成了送礼上品。给房东送出二斤，一年后又转回来，连裹的报纸都没换，我一眼认出来。
1970年夏，公社建广播站，我去，每天给五毛钱误工补贴，和公社干部同在伙房吃饭。当时脱产干部每人每月定量中，有百分之二十是白面。一老汉每次赶集都带个半傻儿子送柴来，傻儿子见到干部吃饼，也要。老汉说：“想吃？养你这么个东西，这辈子甭想吃上打饼！”
他说的“打饼”，其实就是“家常饼”，用大铁锅烙，烙好抓几张立着敲“打”几下，饼就分层发酥。老汉为何骂儿子？全因为公社干部吃饼的场面太“奢侈”，让旁人承受不了。除了冬天，但凡天气好，公社干部吃午饭都在院里。吃饼时不做菜，配小米粥。比较“帅”的“吃姿”，是一手掐着饼嚼，一手端粥。左一口，右一口，香得不得了。有一次我往公社送稿子，正赶上饭点，文教助理边吃边让我翻稿给他看。近在咫尺，他满嘴油汪汪，我饥肠咕咕叫，肚子直造反。
公社伙房就一位老师傅，隔几天打一次饼，原先是妇联主任帮厨。她是“铁姑娘”出身，手重脚沉，有一次一屁股差点把老头撞大锅里去。我到公社后，就让我帮了。我自下乡就自己做饭，这点活不算个啥，很快就从烧火升到主厨，我“打”出来的饼，比老师傅做的还好吃。咋回事呢？我舍得放油。
又到集日，又赶上伙房打饼，老汉和儿子又来送柴。我看那傻小子眼巴巴往里瞅，怪可怜的，就背人把我的饼撕了半块给他。傻子两口塞下去，还要，我说：“还给你，我傻呀。”一旁小孩子说：“你傻，把饼给傻子吃。”我说：“我乐意，我乐意。”就把剩下的全给了他。
当时公社广播站就我一人，写稿、播音、值机，外加晚上兼电话员。广播站建时，县站来技术人员，大学生，姓白，叫白学什么，学核物理的，当电工使，我们叫他白学，他也认可，说大学就是白学了。
白学让木工做一大木板，往上安灯呀闸呀线呀，名称配电盘。我和白学挺说得来，净一起聊《三国》《水浒》，结果完工了他走了，配电盘哪连着哪儿，我都没弄太明白。好在公社的电也不是常电，有个小柴油发电机，晚上“噔噔”响一个多钟头，电灯一会亮一会暗，正念半道，电压低了，喇叭里的声音就像人死前咽气，“嗷”的一下就没音了。我忙说本广播站今天的节目到此全部结束，然后一拉总闸。
到了天大热时，有一个晚上开全公社战备电话会，我值机。从电话交换台接连18个大队，用一台三用收音机，按“扩音功能”键，代替扩大器，再接一麦克，就可以讲了。各大队把小喇叭接电话上，一屋人全能听清。那天武装部长讲话，我戴耳机监听。才讲时间不长，忽然，我听耳机里有了音乐声——是那种报时的钟音，然后就有男播音员说：”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对中国听众广播，莫斯科广播电台……”反复说。我的妈呀，敌台！这还了得！我喊：“哪来的？哪来的！”我还以为是哪个大队的收音机收的，反传过来。过了一会，我看一眼武装部长面前的三用收音机，脑子猛地转过来，来不及下炕，一头扑过去，拽下连通电话交换台的线路插头，顿时，三用收音机传出那男播音员的声音……
大祸临头！那年月偷听一下敌台都得抓起来，把敌台给播出去了，这还了得！第二天天没大亮，县公安局的吉普车就到了。我被关在一间屋里。后来门开了，有人进来做笔录。我还行，很冷静地说：“按说明书，三用收音机使用扩音功能，就不再收音。因此，扩音的同时又收音，是机器出了问题。”这时又有人过来，是白学，我心里坦实了。将近中午，伙房打饼的香味传来。我敲窗户：“别忘了我那份饼。”
锁响，公社秘书说：“你还想吃饼？”门开了，他又说：“听着，经查，事故是机器故障所致。你，马上回村里去吧。”然后给我使个眼色：快走！我明白，这是放我一条生路呀！我夹起行李，一溜烟就窜出公社，逃回我插队的村。从此，直到几年后离开塞北，我都没再吃着过那么好吃的公社伙房的“打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