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交替以来，大概很少有哪一位记者像舒晋瑜这样，对演进中的当下文学保持着如此持续的热情关注、跟踪、追索和探究，作了这么多的访谈了。旧世纪过去，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也将过半，物移斗转中，“舒晋瑜访谈”已经成为了品牌性文学访谈，引人注目，也值得期待。
舒晋瑜是令人信任的。媒体时代，浮华时世，大轰大鸣的炒作式评论和宣传面目可疑，信誉度日渐下降，有时候媒体上的大块文章还不如三二知音的片言只语更能够切中肯棨，深得文心。然而舒晋瑜是可靠可信的，她敏感而多思，热情而沉潜，迅捷而深致。她跟踪着当代文学，却不亦步亦趋，她关注着文学热点，却不烈火烹油，她依赖自己的观察、阅读和判断，自信而又自尊，由此确定下访谈对象和课题，她作出的便是沉静的文学访谈，与那种一般意义上的“宣传”“鼓吹”大不一样的。
历时十五年的绵密追问，舒晋瑜作下的文学访谈足可成卷成帙了，收入《说吧，从头说起》中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就是从她这很小的一部分访谈中，也可以看出她是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了。
想来，理想的文学访谈至少应该满足两个方面的期待，一是读者方面的，一是受访者方面的。舒晋瑜的文学访谈正是在满足了这两方面期待的意义上，成为了值得期待的文学访谈——这是由她以往的访谈得出的结论，又寄期望于未来。
作为读者，他期待的会是什么样的文学访谈呢？重大的文学现象的发生，重要的文学作品的出现，优秀作家的创作，这一些自然是读者期待了解的；然而，单单做到这些，似乎还远远不够理想的文学访谈的标准。好的文学访谈还应该到达一般读者到达不了的幽僻之处，给读者一种“发现”的惊喜，被埋没的作家的发现，被漠视的作品的发现，被忽略的问题的发现，如此等等。“发现”便依赖于眼光和判断，甚至某种意义上的胆识了。舒晋瑜的文学访谈，首先便在这里满足了我们的期待。
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新时期文学，过去了筚路褴褛的发轫期，生机勃发的青春期，似乎步入成熟期了。不再有纷乱的旗帜招展，不再有那么多狂热的口号呼喊，作品的出现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快捷，数量和速度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这样的文学形势下，一个记者如果没有自己的眼力，失去了自己的判断，他就只能跟在大势下追跑，疲于奔命，人云亦云。岂止是记者，评论家也是如此。那种“一犬吠影十犬吠声”式的评论和宣传，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产生的。舒晋瑜可贵的恰恰是她独到的眼光，冷静的判断。张炜的《你在高原》横空出世，不仅仅在体量上引人注目，而且是在这卷帙浩繁的长篇中集中了作家对当代社会以至历史全方位的思考，思想容量和艺术含量都达到了难能的标高。舒晋瑜的访谈便注目于这部巨著，提出了“这一巨著的出版，在当下浮躁的社会是多么不合时宜”的问题。针对《你在高原》写作22 年，持续的耐力在张炜大约不算挑战，“但是又如何保持每次创作的冲动和新鲜感，使细腻诗性的语言和饱满的情感一以贯之”这样的问题，舒晋瑜向张炜提出了发问；于是也就引出了张炜对职业写作出现的“职业病”，“精神小康”的平庸性等见解的阐说。这样的访谈，就不止于《你在高原》这一巨著，而引向了远处，满足了读者对于“发现”的期待。
这样的发现，自然首先要依赖于访问者的识见，他的发问就是契机，就是动因。韩少功的《暗示》一问世，就在体裁上有争议，有人认为它不是小说。舒晋瑜发现了在《暗示》背后，似乎潜伏着论争的热烈。她便见识不凡地指出，《暗示》看上去不像小说，更像杂文。而且，她还从韩少功自称是“文体破坏”的创新之作中，隐约看出了韩少功的很多作品与魏晋的笔记小说《搜神记》、《世说新语》的体式的接近。这样的一些识见，就远远地高出了许多一般记者了。她还看到了《暗示》中指出了知识分子的虚伪之处，实属明慧之见，不可等闲视之。
面对舒晋瑜这样的访问者，受访者会被激发，被启迪，进而生发出连自己也预料不到的高论吧。这也正是受访者满心期待的。访问者不会把平庸的作家作为访问对象，优秀作家也不会喜欢平庸的访问者。陈陈相因，规行矩步，那样的访谈还会有什么意思。在受访者这里，他不仅期待着访问者提出新锐的问题，他甚至期待着一种挑战性发问，哪怕那种发问会造成一时的尴尬、语塞、不那么舒服。这就要靠访问者的胆识了，还要具备一些勇气。在访问王蒙时，舒晋瑜从《王蒙的<红楼梦>》(讲说本)中，看到了王蒙一贯的汪洋恣肆的语言风格，她紧接着发问：“是否也存在语言不够节制的问题？”在谈到王蒙的自传时，舒晋瑜看出了在自传汪洋恣肆的挥洒中、气势磅礴的排比句中，“还是有一些刻薄和不原谅”。这样尖锐的发问，真的不仅仅需要见识，也需要“胆量”了。可贵的是舒晋瑜不惮于质疑，她有自尊和自信作底子，不管面对了如何名满天下的作家，她都不卑不亢，直问下去。对于舒晋瑜“有一些刻薄和不原谅”的质疑，王蒙也表现出了可贵的大度，回答说“还是自己的修养不到家，有笔下冒火的时候，还需要加强学习与修身的功夫”。
舒晋瑜的见地由她认真读书产生，胆识也建基于此。她每作一次访谈，都是做足了功课的。她每访问一位作家，她就尽可能把作家的全部重要作品读过，与作家作品相联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也进行全面了解。访问韩少功，他由韩少功发表在1974年《湘江文艺》上的《一条胖鲤鱼》谈起，访问王安忆，她谈到了王安忆70年代开始写作，访问张炜，她几乎涉及了张炜的全部重要作品。这样的访问，需要访问者多么巨大的阅读量，可想而知；然而，扎实可靠的文学访谈却必须由此出发，才不至于浮光掠影，浅尝辄止。
可以想见，舒晋瑜胸中是揣了一张文学地图的，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的山川河谷列布其上，它们的来势走向历历在目，文学史的脉系渊源也隐现其中。不过，舒晋瑜却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导游，只把文学“游客”引到熟悉的景点上去，一一指点；她时出机杼，探幽寻胜，常常会把人导向幽僻佳地，水流花开，便在那光风霁月的妙处。在王蒙的访谈中，她谈到王蒙写新疆的作品，指出新疆的题材是文学史和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的题材模式，从最早的《穆天子传》到《法显传》、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直到清代大臣洪亮吉的《伊犁日记》《天山客话》、林则徐赴戍新疆的《荷戈纪程》，王蒙的作品似乎是西行文学题材的延续，但另有一重深刻的意义。这样追根溯源的梳理，便有了史的意义，不是简单的访问了。舒晋瑜实际上已经成了受访者的一个对话者。由访问而对话，是文学访谈的一个质的跨越，依然要靠访问者的学问和识见，需要长期的积累，单单临时的做功课恐怕还不能奏效。
读有些记者的访谈，会忽略了访问者，而只是专注于受访者，看受访者说了什么。读舒晋瑜的访谈，舒晋瑜便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你怎么也不能不关注她的发问，她的见地。她的采访手记中写王安忆，“她在这浮华的现代城市中，以细腻饱满的文字，书写日常的精致与繁荣”，“王安忆笔下的人物，都被日子裹挟着，或疾或缓地往前走”，写韩少功，“知情人很容易从韩少功的很多作品辨别出经历、感受、语言等方面的海南元素，哪怕是写湖南，海南也成了他重要的参照系，成为作品中隐形的‘主角’。”读着这样的文字，很自然地就把舒晋瑜文学访谈的独特性读出来了，从而认出，这便是“舒晋瑜访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