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乡城是个有故事的地方。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年代近的，听起来像野史，时间、地点、人物交代得模糊不清；年代远的，就成了传说，几乎全都以“很久很久以前”开头。记不起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把这些故事以文学的方式梳理一下，应该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愿望越来越强烈，好像不这样做，对于我来说，故乡就会成为假象，人生也会留下遗憾。
与小说创作结缘，源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第一次读阿来的《尘埃落定》，我被深深震撼。雪后追逐画眉的孩子、月光下的银匠、牧场上的温泉和姑娘……都充满了我所熟悉的乡土气息。阿来虽然是以他的阿坝老家为母本写的，却与我的家乡惊人地相似。阿来把小说写成了诗，画成了画，那些我所熟悉的场景，在他笔下是那么的灵动而深刻；很多我所拥有的感受，在他笔下是那么的诗意而准确。我对阿来能把一位藏族末代土司的命运写得如此跌宕，能把祖祖辈辈踩在脚下的土壤写得如此芬芳而感到惊异和钦佩。我渴望自己也可以这样，用讲故事的方式走进时空深处的故乡，构建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就这样，我开始了小说写作，不经意间开启了一段美妙的旅程。写《祖父之死》，我问询了许多认识祖父的老人，也参考了同时代的一些资料。那个连父亲都没见过的充满传奇色彩的祖父，重又在我的笔下浪荡于黑白两色的故土江湖，还有交织蔓延的爱恨情仇，让一段模糊的家谱变得清晰。祖父命断于60多年前的丽江，据说当时还有一座小小的坟茔，以一棵老树为标记。如今再去丽江，那棵老树和坟茔所在的方向，已是一片密集民居。写《佛像》，我反复翻看县志，把对历史事件的困惑与猜测写了进去。写完后，接到一个来自老家的电话，问这个故事是否可以收入志书，因为它填补了县史的空白。婉拒之余，我也体会到小说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试着拨开历史的混沌，让更多渴望真相的心灵，都有一个遐想的空间。《1901年的三个冬日》，写的是老家耳熟能详的英雄故事，让曾经叱咤风云的先辈在小说中复活。于是，我给自己的小说规定了关键词：乡土、回归、探史。
我曾听外地作家感叹：康巴景观奇美、民风淳朴、文化厚重，真是培育作家的好土壤。这话初听还行，细想却不大顺耳，仿佛是说土壤虽好，出产却不尽人意。这也许只是无端猜度，但确实可以引发一些平日没有的思考。这几年引起较大轰动的藏族题材文学作品，几乎都是生活在藏区以外的作家完成的，其中有深入民族历史和文化根基的精品，也有肤浅而浮躁的速成品。面对精品，除了赞赏，有时心底也会有难以释怀的感触——明明是近水楼台的东西，为什么屡屡让人捷足先登？面对次品，除了对市场接纳如此平庸低下的产品愤愤不平，也会想到责任——源远流长的文明，灿烂厚重的文化，岂能任人如此肆意篡改涂鸦？
对此，我相信作家范稳说过的话(大意)：写康巴最好的作家或最有价值的作品，应该出自康巴，这既是天时地利使然，也是责任使然。我希望我和我的康巴作家朋友们，假以时日，可以用最好的作品，成为范稳所言的“写康巴最好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