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数樱桃
坐在京城六月的风里，尤其是坐在这么一个近两亩的五彩缤纷的院子里，谈论一个伟人，且大都是与家庭生活相关联的一些事情，格外感怀。
青砖房子倒是一般的，两栋，都是二层，呈“L”形，偏是这个院子面积大，且缤纷，有树，有灌木，有草，延伸着爬上青砖墙的便是绿油油的爬山虎，爬的面积好大。
毛毛在我们没有坐下前，也是先兴致勃勃地介绍了这个院子。她说老爷子早先就说过，房子不讲究，但是院子一定要大一点的。决定给老爷子修这个房子的时候，老爷子还在台上，因为原先住的房子小，所以要修个大一点的房子搬过去。谁知刚开始修，老爷子就又一次被打倒了。待到老爷子第三次上台，巧了，这房子也刚刚修好，像是候着他似的，所以就搬进来了。
院子里原来的树只有三棵，一棵是双龙树，其实是紧挨在一起的两棵松树，另一棵是更高大一些的白皮松，再一棵是百年樱桃。现在我们看到的雪松以及其他树木与花草，都是后来自家陆陆续续补种的。总之，这个大院子现在已俨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了，散步其中应该是极为舒适。据说，小平就常散步于绿树之间，当那株百年樱桃红果累累之时，小平就曾驻步树下，仰脸数樱桃，一、二、三、四……一百零一、一百零二、一百零三、一百零四……毛毛无意中提及的这个细节令我很感兴趣，一是说明伟人也是常人，也有童心，可爱得很；二是又一次证明了小平对数字的敏感。我知道小平无论是作报告还是私下谈话，都是喜欢引用各种数字的。每个务实的人都喜欢数字，数字体现精微。
小平喜欢桥牌，其实这也是一种高级的数字运算。我后来在他书房的玻璃书柜里，看到了并立摆放的三张奖状，都是桥牌协会颁发的。北京桥牌协会1995年颁给他的是一个称号：“远东杯名人桥牌赛最佳防守”；第二张是中国桥牌协会颁发的，更早，1986年，颁的是一个头衔：“兹聘请邓小平同志为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而另一张则由世界桥牌协会颁发，颁的是一句话：“感谢他为世界桥牌发展及推广之杰出贡献。”看来小平很珍视桥牌领域的这些荣誉，把它们端端正正展示在自己的书柜里，这是一个人善于理性思维的证明和荣誉。
要感谢伟人的精于计算，他算出了穿蓝色补丁衣服的近十亿中国百姓的腰包里到底有多少铜子儿的答案，并且迎着重重阻力义无反顾地去改变这个答案，并且，谢天谢地，他成功地改变了这个答案。
他是一个务实的人，他清晰地知道自家的粮仓里有几斗米，自己的箭匣里有几根箭，他不说过头话，他脚踏祖国的大地，他认认真真地数樱桃，他不做好高骛远的事。
他改变了中国。
而且是，方向上的改变。
当然，他若数到了几粒带血色的樱桃，并且有意未将它们计算在内，我们也不要过分苛求他的计数方法。每个人的方法都有一些独特性。
小平谢世前有嘱咐，将自己的遗体提供医学解剖。据毛毛介绍，医生后来感叹说，他的心脏很健康，是四十岁的心脏；这时候毛毛的二姐插话说，她当时听说的是三十岁的心脏；这时候毛毛的大姐又更正说，医生当时说的确实是四十岁的心脏。我想，不管是三十岁还是四十岁，小平的充满朝气的思路和活力，仍是我们这个国家目前的状态写照，三十至四十之间，尚属年轻。
我的八十多岁的母亲，因患“帕金森”而多年站不起来，但她听说我的一部分写作涉及邓小平，便两眼有神，每一次见我辞别，便用微弱的声音说：快去，快去，不要管我，不要讲时间，也不要讲稿费，你快动身。我好几次从北京回来，她见我便问：啥时候电视放？我说早呢，剧本还在一遍遍改呢，她的目光便会有些暗淡。我知道，她是怕自己坚持不到看见荧屏邓小平的那一天。她曾是月薪24元的民办小学教师，由于邓小平的复出而工资大幅增长，也不再填写“家庭出身地主”那样的表格，最后以“五好教师”“高级教师”的身份退休，甚至退休后还不停地加工资。所以一提到“邓小平”三字她就两眼有神，尽管声音微弱。
多少善良的中国百姓，心系小平。
小平数樱桃的时候，我相信，其中必有一颗，是我母亲。
看见青草与看见孩子
邓林大姐最先讲到的是看见青草，最后讲到的是看见孩子。
那次聊天的话题纯粹集中在邓小平的生活起居领域。因为出于下一步的写作需要，我迫切想了解细节，譬如饭量、睡眠、洗脚、散步、穿衣、香烟过滤嘴的长短以及哪一年由浓烈的白酒转为柔软的黄酒等等问题，邓林大姐也爽快，说凡我知道的我都说吧。
我离开米粮库胡同很远了，邓林大姐一开头说到的“看见青草”与最后提及的“看见孩子”，一直在我脑海里走着画面。画面不仅鲜明，而且鲜活。
“看见青草”，是说邓小平总是头一个看见庭院里的草色绿了。
草色的发绿是不容易看见的，近看更是看不见，常人看见的只是熬过了整整一个冬天的衰草，仍在寒风中微微打颤，常人只说：啊，这个冬天这么长呢。
但是邓小平说，哟，你看草都已经绿了。
他欣喜地指着左边、右边与前方，对身边的人说。有一年是对身边的女儿说的，有一年是对身边的警卫说的，这时候谁在他身边，他就指点谁看不容易看到的春天。
邓小平每天都在这面积有两亩大的庭院里散步，上午10点一次，绕十个大圈，下午3点一次，也绕十个大圈。他一边想着国际与国内，一边眼望着脚边与远处的青草。
青草最初的那种朦朦胧胧的绿色，肉眼是很难看出来的，只有在某种角度下，大片地望去，才能突然发现一种近乎鹅黄色的淡淡的浮云般的绿，而每一次，庭院里的这种最初的绿色，都是邓小平先发现的，这时候他就忽然站下来，很开心也很认真地对正好在他身边的一个人说：哟，你看草都已经绿了。
他在残冬看见春天了，或者说，他看见我们常人看不到的春天了。
我们经常唱《春天的故事》，唱“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其实，在“画圈”之前，这位老人的心里早已有最初的绿色了。
青草的颜色就是蓝图的颜色。邓小平是超前的。
我感动于邓小平目光的犀利，而且，是在那样的吹拂不止的寒风之中。
“看见孩子”，则是指邓小平看着孙辈时眼睛里发出的光芒。邓林大姐十分诗意地说：他一看见孩子，眼睛里就有一种柔和的光。邓林大姐马上又解释：这句话是我说的，是一种形容。
我倒觉得，这不是形容，而是一种实在的叙述。一个戎马一生“三落三起”的老人，一看见孩子双眼就发出柔和的光，是特别容易理解的，也是特别真实的。
邓林大姐说，当上午10点过后，也就是当邓小平看完大叠的文件之后，她的母亲卓琳有时候就故意把几个孙辈都“集中”到邓小平办公室，任孩子们满地滚啊爬啊疯成一团，其中有个特别调皮的还会像孙猴子一样直接从窗户里蹦进来，卓琳就想以这种局面让丈夫得到片刻的“休息”，而且卓琳还事先准备了“道具”，这是特意为邓小平准备的，是一只粉色的塑料盒，里面放着糖果、饼干，以便让邓小平接下来拥有更为愉悦的动作：来来，爷爷给你吃块糖！来来，爷爷给你吃块饼干！
邓小平一边分着盒子里的糖果，一边还不忘幽默地感叹一声：我呀，就这么点权力。
邓小平的“这么一点权力”，多么的可贵。一个老人最可贵的品质，就是看见孩子会双眼发出“柔和的光”。说到底，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下一代的健康存在。上一代人的这种“柔和的光”，不仅使下一辈感到温暖，整个社会都会产生暖意。
而且，看见孩子随地滚爬，甚至看见有不合常规的动作，譬如像孙猴子那样从窗外跳入，也照样不减少“柔和的光”，照样把手伸进那只粉色的塑料盒中去摸索，照样取出慈祥和甜蜜，这就是一种境界了。
如果所有的掌权者对后辈都具备这种心态，多好。
总之，能首先看见草色泛绿的人与总是能用柔和眼光看待后辈的人，肯定是伟人，也肯定是平常人。
伟人与平常人，通常总是同一个人。
被剧组所感动
探班电视剧组，从来是件新鲜事儿，也从来是件劳苦事儿。说苦，是因为剧组人员的日常生活十分艰苦，哪怕偶尔去探班的人也会多多少少沾上苦味，回来就感叹，没想到这些大腕们、中腕们、小腕们一个个都那么惨烈，但是这一回探《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组的班，却没想到这个剧组的弟兄们，竟会苦到这种程度。
本来想，这部48集的电视剧拍摄，由于题材的重大与各方的关切，再加之资金的充分，还不至于艰苦卓绝，但是一进棚就觉得情况不妙。首先是这个三千平方米的大棚里飘荡着一股浓浓的甲醛味，因为临时搭建的房子体量很大，几乎整个儿邓家都“搬”了进来，包括邓小平的办公室、大会客室、家庭餐厅、走廊、门厅，仿得惟妙惟肖。其次是阴冷，大棚里面比棚外露天还要冷，外面天气虽是零度毕竟还有和煦的阳光，里面就只有打寒颤的份，尽管剧组的人一个个都裹着棉大衣。再者，是灰尘大，这可能与施工不久有关，建筑材料的粉尘总是在空中弥漫而不甘心沉沦。剧组的全体工作人员，从早上开始就要在那里窝到深夜，一遍遍地听导演喝令“再来一遍”。怪不得我一进棚子就看到那么多人戴口罩，白的、红的、黑的，各式各样真不是开玩笑的事。
戴着厚帽子、把口罩推在脖子处的导演吴子牛，一见我就说“我感冒第五天了”，又说，我们这间屋子的全感冒了，人称“感冒屋”，又说，其实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大家的心理疲劳期已经过了，现在是生理疲劳期，免疫力特低，每个剧组都会先后经历这两个疲劳期，尤其是我们这个组，毕竟连续拍了七十几天了。吴导说的这些经验之谈我都没有听说过，只是感到惊讶。
更惊讶的是那些演员们，动不动就赶紧把棉大衣脱下来，只穿单衣，甚至是短袖衫，在摄像机镜头前谈笑风生。原来正在拍的是“为邓小平过生日”。八十大寿，论季节，是盛夏，8月22日，最热的日子，怪不得站在“邓小平”身后的“大女儿邓林”手里还拿着一把大蒲扇，不时地给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穿短袖衣的“父亲”摇两摇。演卓琳、邓朴方、邓楠、邓榕的，也一个个都是单衣，一边冻着，一边笑着。能不笑吗，父亲八十大寿呢。
我心里在想，这“一家子”都冻出鼻涕来怎么办？鼻涕可不是忍得住的，还有，咳嗽也不是忍得住的，寒战也不是忍得住的，但这一家子就是在那里其乐融融，一会儿打趣，一会儿拍手，一会儿为电视机里的中美足球赛大声喝彩，还得忍受导演的残酷的“再来一遍”的吆喝，以及在“再来一遍”之前的化妆师的快速补妆，在脸上描描画画，在头发上拍拍掸掸，这一刻他们仍旧身处“盛夏”，手里拿着蒲扇，一边忍受摄影棚里出奇的寒冷，一边还要控制着自己鼻孔里的液体。
特别佩服的是男主角马少骅，他不仅能老是穿着短袖白衬衫忍着严寒，没有一声抱怨，而且他的表演也比起一个月前我在开机座谈会上见到的那几个片花镜头，更见轻松。我说你现在特别放松啊，这位“邓大人”就用四川官话悄声回答我“我拍的戏里头，有很多很好的了”，看得出他的自信。尤可贵的是，他在表演中还有不少创造，譬如他得意地告诉我，在即将排演的“子女送生日礼物”的一场戏上，他已经想好了，从“女儿”毛毛手中接过一只新手表而换下那只戴了四十年的老表的时候，他应该说一句什么，因为剧本上没有提供相应的台词。接着，他就点着自己的手腕，用四川官话斩钉截铁地对我说：上紧发条，继续前进！
我说，好，得体！他笑，得意。
说起“二度创作”，吴导也有好多新的构想。譬如他说，在拍邓小平在解放军总医院做前列腺手术的那场戏时，他就想到，以后这里一定要加拍一场邓小平的梦境戏，邓小平应该回到四川广安去，在老家看见他的父母，他的父母正面带愁容地计数着银洋与“串子钱”，算着十六岁的儿子邓希贤漂洋过海去法国要带多少学费，这时候，这位老年的邓小平应当悄步走近他的父母，默默地凝视着他的父母，双方可以没有任何台词交流。吴导说，因为邓小平自从离开老家，终生未回过故乡广安，所以在做手术之前应该有“见到爹娘”的这一场梦，这是人之常情。他说，我想好了，这场戏就到广安去拍，拍完了，就在那里举行关机仪式。
我听了这些都很感动。作为编剧之一，我很感谢这些添枝加叶的艺术创造， 我发现整个剧组的艺术投入程度都很高，正如另一位编剧张强所说，这个剧组是他所见过的风气最正的一个剧组。张强是经常来探班的，剧组在深圳拍戏的时候他也去了，干了许多超出编剧范畴的杂事，也算是半个剧组的人了。
制片主任一直站在棚子门口，看着他的各路手下人的忙碌，也看着送饭的车子把一份份简单的盒饭递到大家手里，于是众人接过饭盒都蹲下来，就着阳光和冬风哗哗地扒饭。这位处事严格的高主任告诉我，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安全地带好这四百多号人，稳住这支队伍。要“维稳”就要讲和谐，所以“邓榕”前几天过生日他特地备了蛋糕，叫“邓榕”好一阵感动；即使一般的工人过生日，只要他了解到，最起码也得关照一碗热乎乎的“长寿面”。他说，你想，四百多号人，几乎天天都有人生日呢，这些小事都是不能小看的。他又哈哈笑着说，组里那帮人以前都叫我“政委”，现在改叫“书记”了。
为了“欢送”前来探班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领导，以及我们这些人，马少骅专门换上了一身灰色中山装，跑出摄影棚，向发动的汽车频频招手，显示“小平同志”对众人的关怀。在招手告别前，他还一一与人照相，单独也照，率“妻女”也照，尽显和善慈祥。他最后的话是“你们放心，我们一心一意拍好”，也是标准的四川官话，一字一顿，像煞邓大人口吻。
在“小平同志”这样的话前面，我们这些探班的人，除了感动，还能有别的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