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离我们远去了，如果和今天的孩子们说这些，恐怕有点天方夜谭的味道。有人统计，现在每年餐桌上浪费的两千亿斤粮食，足够两亿人口吃一年，我真害怕，我们的后人直到尝到了饥饿滋味之后再醒悟。
但愿这只是我的杞人忧天。
我在手术后的病榻上，何以想出《饥饿记忆》这样一个题目？实在是因为饥饿正啃啮着我的肌体，每天按医嘱进餐，且叫“营养餐”，次数不少，一日六餐，连“流食”都不如，而且是需通过针筒和一根从鼻子插进去的胃管进食，称为“鼻饲”。你闻不到糜状食物的味道，更无咀嚼带来的快感，你绝对不知道吃的是什么，而且定量，一次二百克，饿得眼睛发蓝，五天瘦了十斤。我开玩笑地说，那些苦于各种减肥都无济于事的美女们，何不试试鼻饲？
这只是个引子，这种为了治疗而不得不施行的饥饿，实际与威胁人类的饥馑完全不是同一概念。躺在床上望天棚，不时地闪回着曾经刻骨铭心的饥饿画面。
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不知多少次惨绝人寰的大饥馑，包括电影《1942》描写的河南饥荒，也包括很少披露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发生在中国大地、特别是鲁、豫、皖等地的饥荒。我读史时常见“饿殍遍野”、“易子而食”的记述，据说饥民与别人家交换孩子来吃，是因为“人性”，虎独不食子，而况于人？然而那毕竟不是史前蛮荒时代，使人读了毛骨悚然。为了活，人随时“返祖”，恢复了动物的本能。所以有时想，人的尊严只不过裹一层薄薄的文明外衣而已，经不得考验，饥饿这一关就难过。
凡是经历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的人，都难以抹去心中那令人恐惧的记忆，那是深入骨髓的痛。
饥荒年月绝对不会流行糖尿病、高血脂、高嘌呤这样的富贵病，那时的流行病是浮肿，营养缺乏症，肿脸、肿腿，肿得锃亮，浑身乏力。有些地方，浮肿病也忌讳，代称“二号病”。有一个医生，病人问他吃什么药可治浮肿，因他一句“粮食”而被批斗。那时，人们聚到一起，谈论的全是吃，吃是“第一要务”，真正体现了“民以食为天”的生存法则。今天的人可能从没听说过“鱼肉干部”、“糖豆干部”的称谓，鱼肉干部必须是行政13级以上，每月发给二斤肉、三斤鱼，行政17级以上则发给一些黄豆、白糖，至于普通干部和老百姓，只能干啃每月二十几斤口粮了，缺油水才导致浮肿。
应当承认，政府对大学生不薄，我们那届全国才招10.7万大学生，可不像现在动辄是录取500多万人。所以大学生显得弥足珍贵，是宝贝，每月给37斤粮，与炼钢工人、煤矿工人这些重体力劳动者差不多同等待遇。在今天，恐怕一半口粮都吃不完，但那时再多10斤还是觉得饥肠辘辘，副食跟不上，没油水。
大家坐在一起，经常精神会餐，都怀念刚入大学的年代，那时助学金每人每月13块5角，这点钱不够今天在街角小食摊上吃一顿早餐，可那时的13块5可比如今的美元都坚挺，我每月留出4块钱买书、买文具，买香皂、牙膏，剩下9块5角钱还够吃小灶的，而大多数同学觉得9块多钱的小灶太奢侈，他们去吃7块钱的大灶，每顿四菜一汤、米饭、馒头、花卷，花样翻新，已经相当好了。
这种好生活只有两年，随着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袭来，1959年下半年，饥饿的魔咒一天比一天恐怖地控制了中国，我们虽不知道有些省份因为共产风、浮夸风导致放开肚皮吃的公共食堂难以为继后的恶果，饥民和饿死人的数据直到若干年后才闪烁地显露部分真相，迄今也还是谈论的禁区。
人们都不明白，为何市场一夜间变得吃紧了，肉没了、蛋没了、油没了……什么都吃紧。后来流行一种传说，猪、牛、羊肉、蛋、奶、海鲜，所有好吃的东西全叫苏联人拉去顶债了，他们趁火打劫，卡我们脖子，大家挺恨苏修没良心的，也只好勒紧裤带咬牙挺着。
没有油水，怎么吃也不饱，那年月我曾一顿饭喝下三大海碗稀粥，今天想来吓人一跳，我们班一个膀阔腰圆的篮球健将，有过一餐吃下12个大馒头的纪录，每个二两，足足的二斤四两，外加一大碗鸡蛋甩袖汤，如在今天，是不是有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希望？
因为饥饿，学校想了很多办法，科学家们也开动脑筋，开发“食源”，饥饿的农村可以吃野菜、玉米芯、榆树钱、榆树皮，甚至是观音土。有文化的大学校园的抗饥饿则带有科技含量。不知由谁发明，培养小球藻开始风行校园。所谓小球藻，在我看来，就是静止状态河塘里的绿藻，成絮状，黏糊糊的。小球藻繁衍极快。每个寝室都发一只大约20升左右的化学试验室那种磨口瓶，放里小球藻菌株，加注清水，放在窗台上，让它照射阳光，快速繁殖，很快，瓶子里就充满了黏稠、滑腻的一团绿色东西，食堂定时来收取，于是被称为一克小球藻等于一个鸡蛋营养的汤，成了时尚，可惜时至今日，恐怕也没人验证它的真伪，有无科学根据。
在饥馑年代，金钱相对失色。围困长春的1947年，饥民用一块金条才能换一个玉米面饼子，且有行无市。上世纪被称为苏联逼债引发的饥荒到来年月，粮票比钞票更实惠。家里亲人从牙缝里省下几斤粮，寄给远方游子，那是令同学无比艳羡的。每到星期天，吃过中午饭，我便会坐电车赶到重庆路国营食堂，排队买一碗盖浇饭，四两米饭，浇上一大勺有少许羊肉丁、蘑菇丁的卤，稀里呼隆，两分钟下肚，那真是美味。
饥饿是生物学范围的命题，还是属于社会学、道德范畴？人饿急了，确实会“异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为了果腹，人格、尊严全都扫地。记得那年放寒假，回家时在哈尔滨三棵树站转车，每人可凭车票在窗口买到一个面包，当我挤透人丛把钱塞进去，里面递出面包来时，还没等我接到手，有一只手嗖一下凌空夺走了面包，我试图追赶，可你连挤透重围的机会都没有。为了填饱肚子，只好去一家不要粮票的饭店，吃了一盘炒甜菜渣。所谓甜菜渣，是糖厂榨糖的废渣，长期露天堆放已霉变，黑乎乎的，吃一口，一股霉臭味，实在无法下咽。
那年月，人因为一口吃的，可能不顾脸面。在动物本能占上风时，人格、尊严一文不值。1959年国庆节会餐，很多同学早早净腹，准备冲刺，人人都拼命吃，直吃到肚胀如鼓，弯不下腰，不得不相互搀扶着沿着运动场跑道一圈圈漫步消化，只能挪步，快走真担心肚子会爆炸。后来饿急了，相约几个同学去食堂偷萝卜，这看起来挺丢脸。但是当大家知道，有一位教授穿着笔挺的呢大衣，到粮店偷了两衣袋大米时，又在喟然长叹之余自我宽释，这是生存危机带来的斯文扫地。
为了一口饭，我教书的学校，
有的老师会找窍门，专赶饭口去家访，家长客气一下，他就可以蹭一顿饭吃，叫他的学生瞧不起，背地叫他“蹭老师”。以至于他再去家访，人家宁可肚子饿得咕咕叫也绝不按点开饭，直耗到“蹭老师”感到无望也耗不下去走人为止。还有不止一位老师想窍门，本来一顿饭吃四两，经过精确计算，打两个二两合起来能多出半两，于是争相用此法分段买饭，惹得盛饭的王师傅嗤之以鼻，说：到底是教数学的，都算到骨头里去了。他戏弄的办法是，饭板改成饭叉子，每次盛饭，他专制爱占便宜的人，挑起饭来，把饭叉子用力抖几抖，落在碗里的米饭松松散散，看起来很尖的一碗，你用筷子一压，不足半碗。这招不灵，于是又转为千方百计讨好教师食堂的大师傅，帮他背粮食、摘菜、倒泔水，为的是大师傅的饭叉子少抖几下，或在饭碗里压一压，白菜汤里多几片菜叶，事后饶半碗不花钱的清汤，反正是为了多吃上几口。有的老师背后挖苦说，这年月，大师傅
比校长更有权威。这是我带饥饿的肚子到小县城当了中学教员后的事，见习期每月工资46元，天天盼周末，可以去饕餮一顿，所谓饕餮，说来也挺可怜，到街里的红茶店去买一杯用古巴糖熬的红茶水，称半斤粗糙的饼干，这种免收粮票的高价饼干绝对是奢侈品，每斤7元多，我一个月工资只能买6斤饼干。
最难忘的记忆是全民办大食堂的岁月。1958年农业大放卫星，高产小麦田里，小孩坐在麦穗上居然不下沉，昨天卫星还是亩产万斤，今天纪录就被刷新为五万斤，而亩产10万斤的卫星一上天，前边的纪录全都黯然失色，没人敢置疑，把几十亩的麦子移栽到一块田里，再请记者去照相，画家黄永玉就创作过这样一幅木刻画，一个小孩站在麦穗上跳舞。黄永玉自己说未必信，《人民日报》要登，他就画。造假的人疯了，领导疯了，记者也疯了，连科学家都疯了。不可思议的是钱学森，也在《人民日报》上著文，从光照、通风理论上给出科学论据，认为卫星放得有科学性。我最近查到了这篇奇文，题目是《粮食亩产会有多少》，钱先生说，“经科学论证，把每年射到每亩地的阳光能3%作为植物利用，其中五分之一制成可吃的养料产粮，稻子亩产不是3000斤，而是20倍，6万斤，这并不是空谈。”他又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发表了《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他从力学原理推断，单位面积干
物质量为94万斤！
真叫人咂舌，他比放卫星的生产队长们胆子更大！所以毛泽东不得不担心，粮食多到这种地步怎么办，于是提出了三分之一土地种粮，三分之一土地种牧草，三分之一土地休耕的设想。毛泽东在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时，说过这样的话：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地球上的人统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是够的。
这还怕什么？于是举国上下都在敞开肚皮吃饭的口号声中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从后来披露的情况看，党内高层并不是没有异义，但即使委婉发表己见，也会有灭顶之灾，于是，好一点的都闭嘴保持缄默，聪明一点的跟着鼓噪。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记述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那是1958年9月，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视察大江南北后，在武汉与同为中共一大代表的李达有一次谈话，发人深思。也许只有李达有资格对毛泽东发火，焦点就是关于“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这个口号，李达直言不科学，毛泽东则强调“要保护、爱护群众的革命热情”，李达则指责毛泽东给群众“火上浇油”，“可能会是一场灾难”，在场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吓得示意李达不宜再讲，毛泽东虽说“让他讲，不划右派”，心里却未必舒服。李达竟激烈地说毛泽东“脑子发热，达到39℃高烧，接下来就会烧到40℃、41℃、42℃……”毛泽东终于生气地说“你烧死我好了”，李达仍不依不饶，说“这样下去，中国人民就会遭到大灾难”。这位党内元老，此时不过是武汉大学校长，不在权力运转中心，最多算社会贤达，没有乌纱帽的负担，所以才能旁观者清吧？才有勇气、无所畏惧，敢于犯上直言。尽管毛泽东心头不快，当晚在东湖边散步时，还是说了这样一句话：“孔子说过，60而耳顺，我今年65岁了，但不够耳顺，听了李达的话很逆耳。”这只是领袖从个人虚心纳谏角度的自省，与给那场举国狂热的运动降温无关。那时上下都相信，共产主义将率先在中国实现，指日可待。
共产主义的一大特点是各取所需，我有幸与柳河县人民同步进入了一次共产主义。那是1958年秋天，大学生们下去大炼钢铁、深翻地，挑灯夜战，在田里挖地三尺，用农民私下里的抱怨话说，“把狼屎泥都翻上来了，能长庄稼才怪。”所谓“狼屎泥”，是一两米深处的生土，灰白色，状如狼粪，故得名。这种土毫无养分，不知上边吹的是什么风，那时我们用人拉大车，把一车车狼屎泥从这块地倒到另一块地，接连夜战，人困得常常扶着车辕子就睡着了，前边一个人倒下，后边打瞌睡的人全拥上去跌在一起，浑身盖了土，人们像叠罗汉一样叠在一起，却是鼾声大作。
累虽累，伙食好，白面馒头、红烧肉，可以“掂起大牙、甩开腮帮子”海吃，每天还发两个鸡蛋，连我们这些大学生也利益均沾。因为我们正赶上柳河县宣布“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吃的是共产主义大锅饭。
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几天，鸡蛋停发，红烧肉断顿，一打听才知道，县副食品公司库存的鸡蛋早已发光，共产主义只好暂告一段落。今天听起来，这都是笑话，可当时却是上上下下一起躁动狂热地走过来的。
于是乐极生悲，老天开始给我们眼色，以空前的饥饿来惩罚我们。
我并不是生长在农村的孩子，可我在寒假回乡时，也被逼无奈去拣庄稼。拣庄稼一般都在秋收后，而那时地里虽有遗落的豆荚、稻穗，上级和人民公社是严禁的。春节前后倒是没人管了，可大地覆盖着冰雪，想从冰雪底下刨出几个零星的稻穗，谈何容易！有时一整天才拾半小筐。但这点点收获，足已令全家人高兴，妈妈推着人工碾子把稻子辗碎，去皮，蒸出暄腾腾的大米面发糕，难得的美味，今天想起来，依然会流口水。
那时妈妈在乡卫生院工作，因饥饿而导致大面积人群患上浮肿病、夜盲症，她配制了一种“康复散”，是专治浮肿的，有别于所有的中药，不苦涩，闻起来喷喷香，吃起来满口甜。我竟把这美味带回学校给同学分享。很长时间我一直不知道康复散是什么东西，后来妈妈苦涩地笑着揭开了谜底，康复散者不过是“糠麸散”的谐音而已，是把炒熟了的糠秕拌上古巴糖而已。我虽然一直有再尝一回康复散的愿望，但真端上来，肯定难以下咽。我想，这就像朱元璋后来想吃受难时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一样吧。
这场旷日持久的、覆盖全中国的大饥馑竟持续了三年。那时我们从官方的报纸和口头宣传上，都知道是背信弃义的苏修趁中国遭灾而逼债，使得我们雪上加霜。我们一边挨饿一边把仇恨的怒火发泄到乘人之危的苏修头上。直到几十年后，官方披露的文件才真相大白，当年并没发生过苏修逼债的事，甚至也没有全国性的连续三年的重灾，这些不过是转嫁责任，遮掩人祸造成的灾难的说词而已。
最近有一群不满足于纸面化历史的“85后”青年，回归乡村，重新挖掘半个世纪前那场大饥馑的草根记忆，他们采访了熬过那场饥馑的幸存者上千人，积累了几万分钟的影像素材，剪辑成16部纪录片，200部口述记录，堪称独一无二的民间记忆，他们把纪录片拿到丹麦哥本哈根去放映，他们被称为“敢于直面被淹没历史的人物”。
我没有看过他们的片子，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倒是写了一部反映这段苦难历史的电影，叫《黄河之滨》，写了一位县委书记的心路历程和反思。当他得知当年把受伤的他藏在地瓜窖里、靠讨饭使他活命的妇女，却因为浮夸、强征过头粮而饿死时，他痛心疾首，勇于反思，后来才敢于冲破阻力，首先在农村搞连产承包，让老百姓填饱肚子……故事并非我闭门杜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在鲁北跑过很多地方，三年饥荒在山东农民心中留下的恐怖记忆，给我以强烈的心灵震撼，不写出来，寝食难安。
也许因为第一次正面触及人祸造成农村饿死人的讳疾，因而遭到电影审查部门的封杀，几乎定成“毒草”，幸好一次巧妙的运作，峰回路转。这部未获通过的影片，阴差阳错地进了中南海，成了每周末中顾委老同志例行的“观摩影片”，意想不到的是，看过影片，好多老同志满眼热泪，起立鼓掌，直呼“这是整党的好教材”。我想，这是因为影片触动了他们心底的伤疤，引起共鸣。这一下，不但影片顺利通过发行，而且中央真的下发文件，要求各级领导要认真观摩这部艺术化的“整党教材”。一部电影忽而地狱忽而天上的戏剧性命运，不免令人一叹！
饥饿离我们远去了，如果和今天的孩子们说这些，恐怕有点天方夜谭的味道。有人统计，现在每年餐桌上浪费的两千亿斤粮食，足够两亿人口吃一年，我真害怕，我们的后人直到尝到了饥饿滋味之后再醒悟。
但愿这只是我的杞人忧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