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爱历元年》出版了。我很得意于“爱历元年”这个书名，这是我的原创。这个书名，既是小说的一个情节，也是我对书中人物的美好祝愿。
《爱历元年》的创作初衷是想写知识分子的中年危机。早些年，我曾以为自己得了抑郁症。我不停地追问生命的意义，追问自己生活的意义，寻找新的创作突破点，却找不到答案。那是一种内在的走投无路感，一种荒寒与虚无。我周围的朋友也有这样的情况。他们很多功成名就、家庭幸福，却像一个个空心人，天天呼朋唤友，时时又说空虚寂寞，找不到内心真正的充实快乐。人过中年，生命短暂，意义还没有敞亮显现。我想把它写出来，也想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继续探寻。我想，孤独、荒寒和虚无，是不是就是人类真实而无法解脱的宿命？
可是，这部小说写下来，骨架搭建在一对寻常夫妻的情爱生活轨迹上，小说的走向却偏离了我开笔前最想表达的悲观主题，越往后写越温暖、宽容和悲悯，人性自然而然地向善与爱升华。到最后，每一个人物都在反省和忏悔中学会了去爱别人，自己因此也得到救赎，得到爱。他们都找回了自己的爱历，并愿意将爱历续写下去。
为什么会这样？应该说，我在写作过程中严格遵循了生活的规律，也严格遵循了我内心声音的指引。这不是一种粉饰生活的写作，也不是为了媚俗，而是我在生活中切切实实感受和思考到的，只有忏悔、宽恕、付出爱，人类才有希望。人可以自我救赎，可以给予爱，可以高擎着宽恕和爱的明灯走得更远。正像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的过程，他一旦深入到女主角人物的内心，就不得不去救赎她。
我也思考过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孙离和李樵、喜子和谢湘安，他们的情感是人性的，若以简单的道德判断，他们又是不道德的。这个命题本无新意。孙离爱李樵，爱得很简单，在这份感情上他并没有负罪感，也没有自律，他对李樵的爱并非自觉的放手。有读者批评我没有写出人物在情感和道德冲突中的灵魂反省和痛苦挣扎，我觉得是过高估计了当代人的道德自律。道德的严格自律只可能发生在内心力量非常强大的人身上。孙离不属于精神上的苦修者，他不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时时在怀疑、思辨和挣扎，当然他更不是阿廖沙，时时警惕自己不要变成坏人。但孙离内心有一种本能的向善的力量，他还能爱，有不忍，有正义感。就让他活在一种淡灰色却又向着光明的空气中吧。那是一种就要亮起来却又融合着阴影的光线。我有意把李樵与孙离的分手写得突兀决绝，不作交代。生活中有太多秘密，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无法透视的地方，有些秘密是无害的，我们就让它保留着吧。
喜子和谢湘安的情感也会受到质疑。有人认为谢湘安不可能爱上一个比他年长那么多的女性。在一个物欲横流、把女性当成性消费品的时代，年轻美貌的女性才有消费价值。但喜子和谢湘安之间的情感不是互相消费。他们互为镜子，他们发现对方的美好与温暖，又在对方身上印证了自己的美好与温暖，所以他们把彼此照亮了。这是他们之间爱情存在的理由。喜子最终选择分手，是因为她比孙离更善良，更愿意为他人考虑。
我很喜欢日常化的写作，拒绝宏阔的场面、离奇曲折的情节、故作新意的叙述方式，习惯把故事讲得顺畅好读、耐人寻味。写生活的日常状态更能反映生活的本质。比如写出扎实而丰满的细节，它让我们感到那些流逝了的时间不那么空洞而无意义。他们吃过的饭、看过的天空、走过的街道，他们说那一句话时浮现的笑容，通过小说的书写，这些都定格在时间里，浸润在意义里。仔细想想，我的那些受读者喜爱的小说都是从生活细小处写起的。也许写好日常状态的生活，正是当今中国所需要的，而日常叙事也是不好把握的、有难度的。
但是，仅仅这样就够了吗？肯定不够。《爱历元年》同样是一部寻问之书、追寻之书。我愿意通过这部小说，唤起读者对自己生活的思考。
我是个很不自信的作家，时刻反省着自己的平庸。我很羡慕别的作家提笔就是家国天下，动辄就是宏阔长卷。我写不了上下五千年，纵横三万里，只好写日常生活。写日常生活，未必就不是文学。《爱历元年》也是一部情爱之书、命运之书与人性之书。我希望在小说中能多角度呈现情爱世界里欲望的冲撞、内心的迷乱和人性最终对善与美的升华。过去二三十年，中国人走得太快了，很多事情都没有想清楚，我们仓促间就上路了。不管是弯路、歧途、迷宫，我们都大踏步地走了过去。现在，到了应该慢下来、停下来，好好想想的时候了。这部小说通过对一对知识分子夫妻的情感婚姻生活轨迹的描摹，对中国人过去二三十年间的精神走向、灵魂沉浮、情感形态等进行回望，同时草蛇灰线地勾勒了这些年中国社会世相的种种变迁。
写完这部小说，我的内心很明亮。我也希望能给读者朋友们带来生活的明亮和温暖。我希望我写出了几个平凡而又美好的人物，他们就在我们身边，他们应该得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