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5岁，从被称作革命摇篮的“华大”来到省会保定，正式进入文艺圈。我报到的单位是河北省文工团。这个新建单位是由原来的冀中、冀南、冀东几个文艺团体合并而成，被安排在保定大纪家胡同一个老商号的下处内。这个老商号的下处由几个院子组成，院子套院子竟然容纳了两三百人的工作和居住。我被分配在一个院子的一间屋子内，这屋子和当地民房没什么两样，一明两暗，方形窗棂的窗户，屋内还有一盘炕，炕上睡人，炕下“办公”。炕下四边不靠地摆着一张三屉桌，桌上散落着几本书籍和杂志，杂志中有一本叫《文艺报》。这是《文艺报》的第一卷第一期：十六开本，淡黄色民间剪纸图案做底的封面，左面竖排着三个红色大字“文艺报”。同志们常坐在桌前翻看，我看到它时已被翻动得成了旧书。
我进入神秘的文艺圈，已经是个“一不小心”，专业文艺圈之于我本来就是一个神秘王国。先前，我看过有出叫《白毛女》的歌剧，现在这些演“白毛女”的人就在你眼前，这位就是“喜儿”，那位就是“黄世仁”……在“华大”时，我们也演过一出小歌剧，剧本上印着作者和曲作者的名字，现在这两个人就和你一同排队打饭。那时我觉得能用铅字印在书报上的人物都是大人物，原来我所在的神秘王国是如此地使人眼花缭乱。
我坐在办公桌前翻看这本《文艺报》，原来这才是一个更高级的“王”的世界。这里用铅字显现的人物可不同于和我朝夕相处的那些喜儿、黄世仁们，他们是茅盾、胡风这样的大人物。原来这些文艺大家、巨星也不再距我千里之外，他们的高论正直接引导着我去认识我所从事的事业——文艺，我也更“神圣”了。
后来在单位资料室翻看《文艺报》成了习惯，我从这里得知丁玲和周立波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巴金在朝鲜见到了彭德怀，常香玉为抗美援朝捐了一架飞机，苏联作家爱伦堡来了……借助这一本本杂志，你不仅可以“听到”这些名人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文艺主张，有时，你还可以借助照片看到他们的模样：茅盾蓄着解放后已不多见的上髭，丁玲披着大花丝巾(俄罗斯的吧)灿烂地笑着，胡风是一位谢顶总显得与众不同的中年人，郭沫若、周扬、郑振铎、陈企霞、刘白羽、王朝闻……由于经历不同，各自的气质也不同。有时从中还可以了解到那些“不在位”但名声更显赫大家的足迹：齐白石、徐悲鸿、马思聪、俞平伯、吴作人、欧阳予倩……有位叫冯法祀的油画家后来竟成了我的油画老师。
在我的印象中，那时的《文艺报》好像总处于政治运动的风头浪尖，它的编辑部也在不停地更换“主官”，差不多两年一换，有时一年。于是作为年轻文艺工作者的我们，似乎就在《文艺报》领导更换的同时也被卷入一场场运动的旋涡。那时由于自己的“政治、文艺”修养浅薄，常陷于运动的迷雾中。有两位年轻作者刚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提出质疑，由此就引出了一场文艺整风。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受批判了，我们也必得坐在那张办公桌前守着几本《文艺报》做自我批判。你说你处于迷雾中，不行。你眼前不是有《文艺报》做引导吗。于是你便找到了你那问题的根源。1951年中国文联通过《文艺报》就向文艺工作者发出过通知，开宗明义指出“在文艺界整风运动期间，《文艺报》为指导这一运动的主要刊物”。
随着文艺整风的深入，我也开始寻找自己的问题。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时，领导分配我去画作为游行用的毛主席巨幅画像。当时，参与者共三人，工作开始后，我却被分配去调颜色和只画领袖的领子和扣子。我要求画脸，主画者请示领导后，领导不同意，说我不会带着阶级感情画领袖，怕走了样。我怏怏不乐地只画了一个领子和两个扣子，便表现出对领导的不满。开会时有人提出了我的表现，我才开始认识我的问题，因为我出身成分高，阶级感情不纯，很容易把领袖画走了样，我做了检讨。
那时我做舞台美术工作，有时帮助灯光组开灯，一次我开错了灯，把红光打在了“蒋介石”身上，蒋身上本应该打属于阴冷色调的蓝光。那束红光应属于英雄和领袖的。这次的问题严重，于是我便自告奋勇地作为重点人供大家进行批判。开会时，一位同志信手从桌上拿起一本《文艺报》，拍打着说：“你也整天看《文艺报》……立场哪去了？”我虚心地接受着批判，以《文艺报》上的精神虚心接受着。
1955年至1960年，我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本科生。在中戏的大资料室里翻看《文艺报》，仍然是我的习惯。这5年随着我国政治生活的大起大落，《文艺报》对自己的把握也显得慌忙不迭，时而欢腾雀跃，时而低沉忙乱，有时还会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一时间，各派势力的刀光剑影，也都可散见于《文艺报》上：丁玲、陈企霞倒了，冯雪峰、艾青倒了，丁玲、王实味、肖军在延安时的老账该清算了，胡风已是一只死老虎……有人虽然没有倒，但也常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谁主张要写中间人物了，谁提出现实主义道路广阔论……直到再后来对文艺作品更广泛深入的清点，也像是开始于《文艺报》：从对电影《林家铺子》的批判，到对《海瑞罢官》的大批判。自此《文艺报》像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消逝了。刊停人散12年吧。
在10年的政治动乱中，只在我遇到那些曾在《文艺报》上显现过模样的人时，也才想起当年的《文艺报》。1968年，我在五七干校遇到和我一起劳动的田间和梁斌。他二人抬着一只大筐，筐里是盖房用的石灰。二人头上都包着羊肚手巾，手巾上脸上都淌满石灰。当时我们在为自己盖房，我是个收砖收石灰的，他们是运石灰的。看到他们二人蹒跚着来交石灰，不由得想起田间在《文艺报》上的豪言壮语，“让风暴更大些”以及梁斌的“平地一声雷”(《红旗谱》语)。那些风声和雷声，此时就像飘浮在五七干校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旷野上空。
12年没有见到《文艺报》，再见到它已是“文革”之后，那时我从干校回到旧时的省城保定。一次在天华市场闲逛，看到一个旧书摊上摆着一摞旧《文艺报》，大约有几十本吧，我拿起一本看看，封面上有原书主的签名，主人叫夏昊，名字以下还恭恭敬敬地落着名章。每本杂志不卷边，不折角，保存完好。夏昊是谁，我很熟，先前在文工团做演员，是南方人，因为能写，被调到省文联的刊物做编辑。因为能写，1957年大鸣大放时，写了一篇叫《并非一切都是七级》的杂文。说的是有位剧团领导，级别虽属文艺七级，但文艺水平实在不够七级，且充满指挥欲，还闹出过不少笑话，比如把五线谱叫有线谱，把简谱叫无线谱，在总结会上说：“我们的乐队也有进步嘛，过去演奏用无线谱，现在用有线谱。”有位演员要演一位高层领导，去问这位团长到哪里去体验生活，团长说：“就体验我吧。”夏昊的杂文内容真实，这位团长也就是只让我画扣子的那位。但杂文的发表，使夏昊以污蔑党对文艺的领导为罪名被定为极右派，下放劳改，很晚才摘帽回城。卖《文艺报》当然是他的生活所迫而为吧。我翻动着夏昊这摞珍藏的旧刊物，决定将它买回，但自己现钱不够，便急忙骑自行车回家取钱，回来后摊主收摊了。后来几次寻找，终未得见。我和旧《文艺报》的“交往”历史，随着这次的买书事件也就这样结束了。
“文革”后复刊的新《文艺报》随着新时期到来终于诞生了。
到书刊报亭买《文艺报》仍然是我的习惯，一次一不小心，我在一本《文艺报》中发现了铁凝的名字，她的一个中篇小说获奖了，那是1984年的事，这又是我和《文艺报》不寻常缘分的开始吧。之后随着铁凝的名字在《文艺报》上的出现，突然间我和《文艺报》的关系更直接起来，竟然见到编报的“真人”了。
那几年，新时期的文学界格外热闹，读者百姓们对作家们也格外看重，由此带来的是出版和报刊业的大繁荣，一时间在家中接待找铁凝约稿者竟成了我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在接待事务中，我的任务有三项：接站、做饭、买烧鸡：骑自行车去接站，让客人坐在后车架上……许多客人都夸过我做饭的手艺(有位女编辑说我炒的洋白菜颜色漂亮的像“塑料”一般)。客人离开时送只烧鸡，也算是一片心意。在我们所处的城市保定，能拿出手的礼品大约也只有马家老鸡铺的烧鸡了。
一次吴泰昌来了，当时他是《文艺报》的副主编。接完站、吃完饭(那次还买了保定自产的散啤酒)去买烧鸡。泰昌要和我一起逛保定，但走在街上，一不小心他把脚崴了，且崴得不轻。回京后他打电话时还说：“铁扬啊，肿得穿……穿不上鞋了。”泰昌快人快语，性情随和，说话稍有口吃。我们年龄相仿，相互都直呼其名，那次他的脚崴得不轻，许久才痊愈。
我自己在《文艺报》的“亮相”是1999年，那年是《文艺报》50周年华诞，报社编了一本大型纪念画册，其中要收录一些与刊物有各种性质联系的人物。在一个栏目内，我便作为“家属”和铁凝一同出现在本栏目内。看到自己的形象，感慨万千，原来《文艺报》把我也当自家人了。
或许因了我和《文艺报》这些千丝万缕的故事，在我所敬重的大型文学刊物中，《文艺报》在我脑海中始终是凸显着的。2000年以后，作画之余，我陆陆续续地写了点散文，寄给谁呢，首先想到的还是《文艺报》。那时它开辟了一个“新作品”版。我把一篇叫《缅怀纯洁》的散文作为投稿寄了出去，蹊跷的是，很快栏目的主持人就打来了电话说：“铁叔，散文收到了，我们准备用。”还夸了我那点文字。原来这位主持人不是别人，是冯秋子。她呀，我接过站，吃过我做的饭，好像也为她买过烧鸡。那时她尚在作家出版社。自此我和《文艺报》的交往，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为我后来的写作也带来了勇气。
后来冯秋子调走了，走后仍关心着我的写作，以及我和《文艺报》关系的延续。于是我便又得到新的编辑、记者的呵护和关心，连我在美术界的活动也得到关注。很具专业的编辑、记者每次都义不容辞地出现在我的艺术活动中。接受赠寄报纸也一直在继续，每每接到报纸，我都郑重其事地翻看每个栏目的文字，说不定还能找到自己的名字。最近我在云南认识了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在路上急就了一篇《巧遇鲁若迪基》的散文，寄给了《文艺报》。几天后鲁若迪基先看到报纸，打电话告诉我说，他看到了文章，还说高兴地喝了三天三夜的酒，说了一些那篇文章的好话，就拐到了《文艺报》上，说：“《文艺报》那可是大报啊……”
大报《文艺报》风雨兼程走过了它的65个年头，虽然它不再是指导什么运动的主要刊物，它“平民”了，亲切了。围绕文艺这个难以纠缠的现实，在这里你可以尽抒己见。总有明白人的真知灼见，使你的认识更接近于文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