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莫言说,小说《红高粱》讲的是他的乡亲们讲述过的民间传奇,还有他对美好爱情、自由生活的渴望。
还是多年前,张艺谋说,他太喜欢小说中“四面八方都响着高粱生长的声音”这样的描述了,他拍《红高粱》没想学谁,就是想创造一种地地道道的民族气质和民族风格。
如今,电视剧《红高粱》导演郑晓龙说,现在的观众太难伺候了。
从小说到电影,再到电视剧,一部《红高粱》跨越了整整28年,谁说这不是一部真正的年代大剧?
小说《红高粱》,今天难诞生
电视剧《红高粱》本周一在四大卫视落下帷幕,在连续22天60集的热播中,莫言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因此重回书店最显眼的位置。2012年10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书也曾经这样风光过。
《红高粱》最初于1986年在《人民文学》杂志问世,1987年,包括中篇小说《红高粱》在内的五部中篇串成《红高粱家族》,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推出。电影改编自《红高粱》,而电视剧则改编自《红高粱家族》。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曾是《人民文学》杂志编辑,“莫言写《红高粱家族》的设想,背景是韩少功当年提出的‘寻根’口号,莫言要塑造自己的高密东北乡神话。”朱伟记得,莫言说好《红高粱》书稿要交给《人民文学》发表,但还未面世即遭争抢,曾险些被《十月》杂志拿走,“当时的我真有一种狂妄的不顾一切。”朱伟靠着强硬态度,才重新将书稿要了回来。
《红高粱》面世的时候,《莫言的文学共和国》《莫言评传》作者叶开,正在边远的广东省雷州半岛乡村学校里苦苦准备着高考,他不会预料到自己日后会和一个叫莫言的人产生某种交集。
“我是1987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之后,先看了电影《红高粱》,很装酷地拎着廉价啤酒,粗糙地唱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才连忙到图书馆期刊室借阅小说的。”叶开回忆起多年前的那一幕,自嘲了一番。
《红高粱》一反原有作品的那种“主旋律”特点,写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传奇,把长期匮乏的生命血性赋予小说。叶开甚至认为,这在一片温良恭俭让的气息中,令人震撼不已,“我不知道小说还可以这么写,跟孙犁《荷花淀》什么的完全大相径庭,野性气息在体内横冲直撞。”
电视剧《红高粱》编剧赵冬苓,形容这部小说像是“一声呐喊”。1986年时,赵冬苓还没进影视圈,尚在学写小说。她直言,完全不敢像莫言那样写,因为长期受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影响,自己走的是传统路子。“莫言小说两边都不靠,这对我冲击很大。”
《红高粱》的诞生依然逢着一个好时代,一个以探索、以新生事物为荣的时代,因此人们对待不同事物抱有更为宽容、开放的态度。但即便如此,其一反常态的历史态度、人物塑造方式,还是引起了巨大反响,尤其是在军旅作家内部,更是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叶开说:“一些老作家很生气,认为莫言把土匪写得这么好,掩盖了我方的伟大功绩。”
叶开说,争议积累到莫言1995年发表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时,甚至形成了一股强大势力,一份重量级文学杂志组织了好几期批判莫言的文章专辑,导致莫言不得不黯然离开服务了22年的军队,转业到《检察日报》的一个附属单位“影视创作中心”。
时过境迁,即便今天从文学语境来反思那部作品,依然会令叶开兴奋。他认为,《红高粱》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前期中国文化整体反思的一个典型代表,与之同时或更早的冯骥才的《神鞭》、郑义的《老井》、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岗上的世纪》等,都在历史反思、文学性回归等方面,一起推进了中国文化的自我进化。“从《红高粱》开始,我们看待过去的历史,有了新的视角;我们的现当代文学有了一组新的独特的人物形象;而且我们知道小说的叙事不是刻板一块的,作家可以通过特殊的叙述视角和叙事语调,获得崭新的文学趣味。”在叶开看来,在此之前,文学趣味问题还停留在前辈边缘作家如沈从文、汪曾祺的作品里,尚不能构成一种趋势。
回顾种种,滋味杂陈。叶开曾经设想过,如果《红高粱》放在今天恐又是另一番景象,“今天我们面临的是更加保守、更加复杂、更加无序,也更讲求市场的文学形态,如《红高粱》这样的作品,不仅很难诞生,即使诞生了,恐怕招致的压力,还远比当时要大。”
别了,“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呀,往前走,莫回呀头……”姜文在电影《红高粱》里汪洋恣肆的嘶吼,剧版《红高粱》并没有重现这一场景。在距今还不算遥远的1988年,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这样的吼叫曾不经意间突然冒出来,它是一个时代的符号。许多人都会记得,那一年《红高粱》获得了第三十八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见证了第五代导演的荣光岁月。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美术系主任曹久平曾在电影《红高粱》里担任过副美工,他怀念“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如此大胆直白的歌声,至今还清楚记得,这首歌首先征服的是年轻人,“1988年夏天,我们已经开始做别的电影了,加班到夜里经常听到街上有人突然吼上两嗓子,大概是喝完酒后的宣泄。”
“电影是什么气质,摄制组就是什么气质。”曹久平陷入回忆,那个时候大家都住在招待所,没有电视,但激烈讨论天天有。姜文点子特别多,他的戏基本都是采纳他的方案,原剧本被抛在了一边。“在那个时候,张艺谋鼓励不同提法意见,他就是判断、判断,只要是好主意,都会接纳。”青岛演艺集团董事长黄港碰巧在那个时候成了旁观者,他看到,姜文曾到青岛体验生活,天天下海,只为晒出一身黝黑的皮肤。“姜文每天吃得也很简单,常常是罐头、馒头就打发一餐。”
编剧芦苇当时和张艺谋、曹久平是同事,都住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大院,芦苇没有参与《红高粱》的拍摄,但《红高粱》制作完成的时候,他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第一时间看完了这部片子。“当时有两部电影非常重要,一部是《黄土地》,一部是《红高粱》,它们开创了一个时代。”
“艺术家的单纯”——芦苇很看重这几个字眼。他认为张艺谋是那个时代非常单纯的艺术家,大家见面永远是谈艺术、电影,不可能涉及金钱、地位这些东西。“我记得曾经有黄河公司请张艺谋拍电视片,送给他一台电视,可能也就是20英寸左右,把他和巩俐乐得,嘴都合不上了,他们觉得自己发财了。”芦苇感叹,那个时候,张艺谋、陈凯歌的心理比现在要成熟,比现在还坚定、还稳定,因为除了电影艺术,他们没有别的诉求,“不像现在,在商品社会,人对电影的想法不再单纯。他们过去的身份就是电影导演,但现在他们身份具有多重性,他们是老板,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利益集团的人。”
但电影公映后,招致骂声一片。据芦苇回忆:“《红高粱》和整个社会的审美情趣是不相融的,那时接到的骂信太多了,有写给张艺谋的,也有写给电影厂要求撤片、销毁的。”芦苇笑称,“文革”时代造就的八十年代某些人,俨然以正义的化身在审判《红高粱》,他们认为这个片子侮辱了中国人的形象。“好在厂长吴天明坚决抵制,不予理会。”
就在《红高粱》招来骂声的时候,圈内人的赞誉却不绝于耳。远在北京的评论家解玺璋说,“小说《红高粱》的精神意象只有通过电影才表达了出来,这是一种中华民族不屈的形象。”对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来说,那同样是难忘的一段回忆,“《红高粱》从人性、人道主义的角度去反思中国传统、中国历史,张扬个性,张扬人性,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时代主题。”他还清楚记得,电影影像风格之强烈,民族感情之浓烈,在国外也引起了巨大轰动。
“那是中华民族理想张扬的时代,大家的心气儿可以通过电影、通过歌声体会出来。”现如今,解玺璋还是愿意通过歌声辨识时代的变化,他发现,电视剧《红高粱》颠轿一幕唱的这首歌,同样的曲调,同样的歌词,却再也没有电影里的那种精气神了,“如今仅仅是唱了一首歌而已。”
《红高粱》,长到今天也都黄了
从小说到电影,再到电视剧,《红高粱》的生长不断绵延,它“走”过的周遭世界早已发生了巨变。“上世纪八十年代抓‘破鞋’这种事经常发生,而现在绝不会再有了。现在这个时代,社会宽容度很大,人性的自由生长空间也很大。”赵冬苓说。
一个月完成剧本大纲,四个月剧本完成,2013年9月开机,2014年1月杀青。这部贴着年度大戏标签的电视剧,创造了神奇的速度,导演郑晓龙、编剧赵冬苓向《红高粱》发出了挑战。
挑战过后,让郑晓龙引以为傲的是,这部戏不阴柔、不低沉,是在张扬一种力量。“九儿、余占鳌的那种生命力,是在山东这片大地上土生土长出来的,一直到日本鬼子侵略中国,这种生命力得到了升华和张扬。”郑晓龙特别提到这还是一部致敬之作,“比如说野合、颠轿,都是电影比较经典的场面,观众可能别的忘了,但这些场面忘不了,特别是野合。”
而对于赵冬苓来说,面对文学、电影两座高峰,她给自己的剧本打了85分。她说,希望剧版《红高粱》和莫言原著的精神气质能保持一致,强悍的精神、强悍的个性,还有对人的欲望和人性的热烈表达。但她也明确表示,“我是一个当代人,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的,所以我当然会根据我本人的审美需要、观众的审美需要,去重新写人物。”
事实上,为了和观众的需求合拍,赵冬苓坦言,她借鉴了《甄嬛传》以及美剧《傲骨贤妻》等热播剧的一些元素。“过去的那种假大空,观众肯定不喜欢,观众喜欢看到符合人之常情的冲突。”也正因为这样,她一出手就把“我奶奶”九儿变成了绝对女主,围绕着她,男女间的爱恨情仇、宅子里的明争暗斗、三言二拍式的高密判案,还有抗战神剧等热播元素来了一次集体大聚会。
这部电视剧开播后,全国城市网平均收视率1.72%,最高收视率2.082%,是2009年以来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但与此同时,各方面质疑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八十年代的红高粱,长到今天,也都黄了。”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教授毛尖发出了一声叹息。她说,《红高粱》一开头,九儿的娘给卖了,然后娘上吊、祖屋转手,她自己刚跟心上人海誓山盟完,就被土匪花脖子劫上山,转眼又让余占鳌给背走了……“九儿出场时候的命运,两个小时,换了三个男人,完全是《猫和老鼠》的节奏。”那个余占鳌也同样是飘忽不定的,“有时候是色鬼,有时候是猪头,脑残时脑残,机智时机智,性格之飘忽,跟淘宝店的正价和打折价似的。”
赵冬苓一再说时间就是她的生命,但面对观众的种种质疑,她多次耐下性子予以回应。
有观众质疑剧情过于拖沓,抗战戏等了许久,迟迟还未现身。赵冬苓回应,“我们希望有充分的空间、笔墨去描写民国社会,不是为写抗战而写抗战,而是要把那个时代表达充分了。”各行各业、大大小小的人物,赵冬苓写了有几十个,这些人物中,她最喜欢朱豪三,因为这个人物寄托了她对那个时代的许多看法。而且她还透露, 剧版里面的大部分人物,都根据现在电视剧观剧的需求,重新捋过一遍。
对于有观众质疑《红高粱》更像是“宅斗戏”,赵冬苓反问道:“什么叫宅斗呢?《红楼梦》是不是宅斗?难道把发生在家庭内部的冲突,都叫作宅斗吗?如果是这样,《红楼梦》就是最大的宅斗,从头到尾都是宅斗。”她说,九儿那么叛逆,遇到淑娴这样一心一意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女性,她们之间必然有冲突,如果不冲突,就不符合戏剧规律。
争议和质疑还在继续发酵,但从时代的角度来考量这部剧,也让学者们获得了全新视角。尹鸿认为,剧版仍然包含了《红高粱》小说当中对中国传统人性的某些反思,对情感、爱情的一种渲染,但也没有了当年那种人性解放,对人性文化批判的精神、气魄,“郑晓龙是想把八十年代的文学气息留下来,也想把他这些年的电视创作经验融进去,但这样的作品,还是妥协的产物,是对市场、对观众的妥协。”
毛尖的批评很直接,“高粱地野合,在八十年代是用欲望讲精神,到今天,欲望的全部后果就是生育,九儿生下龙凤胎,在大宅院中掀起斗男人斗生育的封建戏码。”她直言,这个电视剧没有一点精气神,甚至连当下中国电视剧最能折腾的爱情主题,都凌乱不堪。
延伸
《红高粱》救了一个剧团
《红高粱》还见证了影响深远的国内文艺院团改制,这在《红高粱》的成长史中无疑是一段独特的经历。
“《红高粱》救了我们一个剧团。”青岛演艺集团董事长黄港发出这样的感慨,这台舞剧去年7月上演以来,不仅获得“文华大奖”、“五个一工程奖”,至今演出132场,还成为青岛歌舞剧院的保留剧目。
2011年,吃了一辈子大锅饭的青岛歌舞剧院要转企改制,过去唱堂会的日子从此终结,剧院一众人等的生存成了问题。情急之下,黄港想到排舞剧,他甚至还指望凭它参演第十届中国艺术节,但到底排什么剧目让他头疼。
恰在此时,黄港从一位老师那儿得知《红高粱》要排演成秦腔,他愣是说动版权代理人把版权卖给青岛歌舞剧院,莫言口头上也答应了。“我们都是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合同意识很淡,莫言老师也不是商人,从来就没有谈过钱的问题。”黄港说,合同还没签,舞剧就排上了,这合同是2011年10月才签订的,那时莫言还没获诺贝尔奖。
黄港找到了王舸、许锐,这两位年轻导演曾一起合作,排出了四部反响不错的舞剧。许锐说:“我们觉得《红高粱》这个题材不错,其中对生命的张扬,和舞蹈有很贴近的地方。”
“生如高粱,死如烈酒”,许锐用八个字概括舞剧的魂魄。他很满意舞剧没有排成抗日神剧,而更多是在表现中国人面对生死存亡时的一种精神、一种生命的力量。“观众对我说,舞剧比电影、小说还要好看,他们一边看一边哭,哭得最厉害地方,是‘我奶奶’的死,乡亲们为她送行。”
后记
时代之变浸透进《红高粱》
采访中,编剧芦苇说到一句话,电影功能有两种:一种是迎合,一种是战胜。他认为电影《红高粱》就是战胜,它让你接受“我的世界观”“我的价值观”。而在今天这种迎合的时代,这种品质正在迅速消失,也正因为这样,当年非常有价值的探索显得格外珍贵。
曾经有价值的探索,在今天也不可能重演。就像尹鸿所认为的那样,作为小说、电影的《红高粱》,和当时寻根文化、文化反思的时代背景相契合,也跟当时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的影响相一致。但在今天,这些条件不再具有,文化变得更加消费、更加娱乐。反思文化、寻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屏蔽了。
不同时代的《红高粱》都会有争议,此争议非彼争议。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思想解放时期,小说、电影《红高粱》都代表了文化价值观的冲突。而在今天,电视剧《红高粱》变成了消费趣味的冲突。在消费文化日益浓厚的时代,人们对像寻根文化、民族形象这样宏大、严肃的问题不再关心,大部分人更多关心自己的快乐,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关注鸡毛蒜皮的事,变得越来越八卦——你会经常听到或看到:有人不喜欢九儿声音沙哑,有人却喜欢她小眼神一翻一转;有人会纠结于九儿怎么就没嫁给余占鳌呢;有的却为玉郎和恋儿死得太容易,觉得不解恨……
眼见这样的变化,解玺璋却说是个必然的结果。他相信,日子越过越富裕之后,人就少有激烈、昂扬的精神了,“曾经的激昂不就是为了追求一种幸福生活吗?居家过日子不就是求个平平安安吗?不就是大家扯扯闲篇吗?我们总不能都是八千里路云和月吧,也要有小桥流水人家。”他说,现代性的追求,追求到最后恰恰就是这种东西。但问题在于,这一切,文化精英又很难接受。
时代之变浸透进《红高粱》,但有一点却从未改变过。叶开说,“土匪”猛汉子余占鳌和“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烈女子九儿的疯狂爱情故事,比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平庸乏味的生活现实,更有冲击力。
▲电影《红高粱》海报
▼图书《红高粱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