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关于郭敬明、韩寒等所谓新生代文艺青年的《小时代》、《分手大师》、《后会无期》等一些电影的议论,可谓波浪翻滚,余震不断,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青年、文化、“五四”、启蒙等这些老话题的再度思考。
“五四”是以科学、民主和个性解放为内涵的一场中国大地前所未有的新文化启蒙运动。那些有胆识的精英知识分子们,他们所要提倡的是一种以确立人之主体性即实现人自身的现代化为宗旨的革命。旨在打破以往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呼吁广大民众来接纳一种新的文化理念和新型的生活方式,最终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是一场人生价值、理想、真理和意义的勇敢的大批判。
当今的中国,经过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我们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们快速发展的步伐,无疑是举世瞩目的、是不容置疑的。然而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前面的道路并不平坦,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的转型期,一个关键的时刻。特别是社会道德的失范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正在不断困扰着中国老百姓的心灵(尤其是青年人的心智)。这林林总总的思想反映到社会生活层面,就出现了偷税、吸毒、嫖娼、卖淫、二奶等等一系列丑恶现象。明星吸毒、嫖娼被抓事件不时见于媒体报端。在一些青年朋友中,普遍出现焦虑和浮躁的现象,更有所谓新贫一族的时尚丽人们,疯狂追逐金钱和物化人格,以高消费为特征的气氛笼罩弥漫着你我的身心。
我们需要反思,更需要自省。马克思说:“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下,而不让他们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只有坚定信念,勇敢地用自身的理性实践去影响它、改变它。从自我开始,从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的行为准则入手,用“日常生活的批判”去实现我们人的自身的现代化。人是文化的人,人总是生活在文化中的。说白了,所谓人的现代化,就是指由人凭借习惯、传统、风俗而自在自发地活动的传统主体向具有主体意识、批判意识、自觉的、自由的和创造性的个体的转变,才能建立完善的文化自觉意识。自觉的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是自在自发地,而是通过教育、理论和系统化的道德规范、有意识树立的社会典范等而自觉地、有目的地引导和左右着人们的行为。
多元的利益和多元的要求正在驱动着大众层面的生存样法和价值观念相对独立地、自律地、多元地流变;前现代的和后现代的多重文化精神正在促使精英层面的人文知识分子把探究目光聚焦于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的冲突、裂变、转型,或重建的问题上来。可以说这个转型绝不亚于一场战斗,那么谁是这场战斗的主力军呢?我们有些青年知识分子能挑起这副重担吗?看看我们身边所谓的新潮流、新时尚,我们频频上镜的这个星那个星……更为可悲的是,我们为数不少的有相当学历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味高喊个性张扬、独立的文学艺术领域的青年朋友们,都自觉地、有意识地放弃或撤离这种以人之主体性生成为宗旨的文化启蒙立场,欣然接受以消解主体性为本质特征的后现代文化精神,与衣食住行、饭食男女等自在的日常社会模式认同,奉名牌服饰、名款跑车、摩登女郎第一,我行我素…… 鲁迅先生说的颓废者:“因为自己没有一定的理想和无力,便流落而求刹那的享乐;一定的享乐,又使他发生厌倦,则时时寻求新刺激,而这刺激又须利害,这才感到畅快。”一个国家和民族,她的青年人思想行为的优劣,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个社会的精神风貌。
说到底,文化不只是思想观念的问题,它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活方式,每一时代每一民族,自觉不自觉地普遍遵守的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方式,构成基本的文化模式,而这种生存方式的改变就是文化模式的转型。
人的存在与发展或人的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就是不断打破给定的自在性和自发性、不断扬弃异己的受动性,从而走向更大的自由和创造性的过程。这也正是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内在机制与动力。美国学者C。恩伯和M.E恩伯对文化的群体性、强制性和自在性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如果只有一个人在想某个问题或做某件事,那么这个行为代表的是个人的习惯,而不是一种文化模式。这是因为,一种被认为是文化的思想和行为必须被一处居民或一群人所共同享有;即使不被共同享有,如果大多数人认为合理,也可以被视为文化的观念和行为。
青年朋友们千万不可小看了自己,要发挥主体的参与精神、批判意识,把我们的创造性和自由自律注入高度的国家责任感中,激情饱满地置身于既充满创造机遇又充满竞争的时代大潮中,脚踏实地,用行动让世人看看,我们是有责任感的一代,是有所作为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我们社会的公众人物(各类歌星、影星、球星),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出发,努力成为大众真正的“立言人”、成为一种积极向上的思想文化的领航者,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点的现代化主导性文化精神,建立一套牢不可破公众主导的核心价值体系,为实现伟大中国梦,为建设理性、民主、法制的东方强国撑出一片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