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书中的很大部分，确有鲜明的年龄特点，错过了，或错位了，明明是好书，孩子却读不出味来，家长觉得迷惘和困惑，也就不难理解。
童书分级实在太微妙，如不做“量化研究”，搞几次“小样本调查”，是不可能弄清楚的。
童书应明确是给孩子闲读的，是可读可不读的，读这样的书是他们的乐趣所在，这是一个不可丢弃的前提。在此前提下，有些书有明显的阅读期，有些则根本没有(或只有下限而无上限)，这一切都得在观察孩子自由闲读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发现。
对童书进行“分级”的呼声最近又高起来了。这是好事，但好事要做好，并不容易。所以，我颇多忧虑。
根据不同年龄的儿童需要，将出版的童书进行“分级”，以便家长们挑选和购买———这要求本身实在合理不过。我在做有关儿童文学的讲座时，常会遇到散场后脱不了身的尴尬，围着我的大多是孩子的家长，所提出的问题同中有异———同是“我们的孩子读什么书好？请老师推荐几种……”异是年龄之异：“我们的孩子三岁半了！”“我们的孩子才两岁！”“我们的孩子一岁零三个月……”现在童书那样多，荐书是很累很复杂的事，何况要当场回答，何况有那么多人同时发问。
事实上，许多童书和年龄大小确有极大关系。一般说，年龄越小，所读童书的年龄特点就越突出，有时就差那几个月，上个月还很爱看的书，过了一个月就不再吸引他了。比如，“蒲蒲兰绘本馆”有一套很好看的图画书“小熊宝宝系列”，适合一到两岁的孩子读，但其中，《大声回答“哎”》《收起来》《拉》《刷牙》等几种，一岁三四个月的幼儿就能看，因为人物动作性强(而且动作为他们所熟悉)，故事进展快，充满动感，充满节奏。这时的孩子，审美还是跟着节奏走的。其中有一本《过生日》，作者有意增添了讲述时的节奏感，一开场就是：“滴哩哩———今天要过生日了！”画面是小兔子采花。翻过来则是：“啦啦啦———今天要过生日了！”画面是小猪采草莓。光是采花和采草莓，孩子未必会被吸引，吸引他们的恰恰是“嘀哩哩”和“啦啦啦”，这就可见作者对幼儿心理之理解。另一本《好朋友》，写小熊想和大孩子玩，又担心大孩子不接纳，这种心理幼儿应该很能理解，因为他们自己吃大孩子闭门羹的次数一定不少，但就因有那么一点点静态描写，两岁以下的小孩就很难看得进，你才念几句他就要换另一本了。还有如英国大画家约翰·伯宁罕创作的图画书 《和甘伯伯去渡河》，两岁到三岁的孩子看得极入迷，简直是百读不厌；可到了四岁以上，大多不再感兴趣了，他们会迷上同一作者的另一本书 《迟到大王》。可见，童书中的很大部分，确有鲜明的年龄特点，错过了，或错位了，明明是好书，孩子却读不出味来，家长觉得迷惘和困惑，也就不难理解。
既如此，为什么还要对童书分级表示忧虑呢？
因为，第一，这是一件非常细致、专业的工作，并不是凭几个大人，或所谓的专家，拍拍脑袋就能做好的。今年我曾接到“百道网”邀请，为他们网站义务推荐好书，我推荐了一次，再度邀请时，我洗手不干了。因为我发现，在公布的书名后面，那童书的“阅读年龄”，大多是信笔乱写的，明明是中学生读物，会写“小学二至三年级”；明明是低幼童话，会写“适合于小学生”。可能是因为，小学阶段的家长买书比较积极吧？但事实上，你去问问出版社编辑，刚刚編好的童书，适合于什么年龄？有时编辑自己说的也未必对。这不能怪编辑，因为它实在太微妙，如不做“量化研究”，搞几次“小样本调查”，是不可能弄清楚的。记得十多年前与美国“儿童电视制作所”合作创制中国版“芝麻街”，那些美国专家什么都要搞小样本调查，初看觉得很繁很傻，经过实践才明白，这真是一种科学态度。比如节目里要插播一首歌，到底能不能吸引孩子呢？他们就须调查：找来六个孩子，让他们在一间屋里玩，这时音乐响起，孩子们有没有反应？反应强烈不？是不是开头还很注意随后又各玩各的了？调查者可以从屏幕里悄悄看到现场气氛。如不行，就得重新创作，一直要到孩子们一听就被吸引，身子跟着音乐扭动起来，甚至相视而笑，起身对舞，这才可以通过。那么，现在，我们对于童书分级，至少就要将书拿到孩子跟前，耐心地讲给他们听，要一个一个试，经多个孩子的试读，才可得出初步结论。试问正在搞“分级”的专家们，我们做过这样的工作吗？我们愿意这样去做吗？在没做以前，我们已给多少图书分了“级”？这些“级”分得对吗？有没有“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乱点以后的结果(对童书、对家长、对孩子)，你们想过吗？鲁迅先生说：“专门家之言多悖”(《名人和名言·且介亭杂文二集》)。看来，这多半是他有了多次经验以后所说的老实话。
第二，现在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出版社都在寻找新的图书营销之道，这时一提“分级”，很容易被当成一种营销策略。几年前，南方有一城市曾大搞“分级阅读”，据说是由教育部门出面，给各类童书打上不同“年级”的标签，然后放到学校里去销书。我当时就感到，这不过是推销图书的手法而已，于是写了篇《给“分级阅读”泼点冷水》的短文。现在，再自上而下向学校推销图书的做法也许行不通了，但让图书挂上专家名字分分级，以让家长尽快掏腰包的事，恐怕还是有的。严格说，这并不是真正的“分极”，是一种“挂羊头卖狗肉”。
第三，要防止把童书变成教材。教育是最讲分级的(分级最细的就是教材)，由教育部门“分级”的危险就在这里。而许多(不是全部)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在年龄上恰恰是没有“上限”的。一篇《去年的树》，三岁的孩子可读，成年人如果细读也会掉泪。一本《活了一百万次的猫》，四岁的孩子就能看出味道，但却连哲学教授也未必能谈透其内涵。要是每一件作品都规定死了“三到四岁”或“六到七岁”，优秀儿童文学所特有的这种“无限阅读”的魅力就会被破坏。所以，童书应明确是给孩子闲读的，是可读可不读的，读这样的书是他们的乐趣所在，这是一个不可丢弃的前提。在此前提下，有些书有明显的阅读期，有些则根本没有(或只有下限而无上限)，这一切都得在观察孩子自由闲读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发现。
行文至此，必须声明一句：我并不反对专家。要现代化，就必须依靠专家，这可说是一个铁律。我所反对的，是不劳动的专家。既不劳动———不下苦功调查研究，又要信口开河，这就很可怕，因为他们头上顶着吓人的专家帽。现在经济界、法律界、理论界……诸多专家信口开河已上瘾，却又从不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这是不能不警惕的社会现象。
现在许多高校都有儿童文学研究所，这正是专家集中的地方，希望这里的专家能投入力量，为已经出版的具有一定阅读价值的童书作“分级调研”；也希望政府部门(如各地新闻出版局)能组织专家参加劳动，如设立“分级研究小组”之类，埋头工作几年，带着书到孩子中去，一本本阅读。在这样的基础上作出的分级参考结论，可能会比较靠谱。
还是那句儿歌唱得好：“劳动最光荣”———不知专家们以为然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