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参加北京会议的前两天，我还在川甘边界走访藏族村寨。这些村寨中的藏人，是藏族人中很特别的一支，叫做白马人。基于他们的生产生活，尤其是宗 教信仰方面与其他地区藏族存在的较大差异，一些当地人士和学者甚至认为，他们根本就不是藏族人，而是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在魏晋南北朝这个民族大融合 时期即已融入中华的氐族。而绝大多数藏族人士，则认为这批人根本就是吐蕃时期派出东征的军队，只是因为吐蕃政权崩溃后，他们因未曾得到西归本土的命令而居 留在当地，自然也就是藏族人了。
我无意在此作一个孰是孰非的评判，只是想说，如今这样一种与其他地区藏族文化存有较大差异的现象，正受到空前重视。一则，当然是因当下的旅游开 发热潮；二则，在藏民族来讲，承认或不承认这样的内部多样性，已是一个越来越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问题。今天，当我们表现或表达一种民族文化的时候，是将其 虚假地构建为一个无差异的文化共同体，或者是尊重实际，承认同一民族内部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常常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情感问题，甚至是一个政治问 题。
这一次，是我对白马藏人的第二次考察。第一次考察是前年秋天，以后，一边观察与思考正在发生的种种现实，一面四面八方搜罗一星半点的史料，对这个地区与族群有了更深入了解后，我再来作这第二次考察。
有关藏族民族内部文化多样性的考察，是我自己定下的藏区考察的题目之一。
在这个考察题目下，我去过藏文化发祥地西藏的山南地区；去过西藏的波密林芝一线；去过康巴文化特征鲜明的青海省玉树州、黄河最上游地带的青海省 果洛州；去过历史上游牧民族频繁流动，现在是藏、蒙、回、汉等民族相继进入并定居的祁连山中的祁连县；去过以旅游开发著名的云南省香格里拉县，更不要说地 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四川藏区了。以上这些地方，到今天还是藏族人聚居、依然有着鲜明藏族文化特点的地区。我们知道，历史与在历史中生成的族群与文化，也在 历史潮流中有着必然的兴衰废替，所以，我也去考察藏族最强盛时，其军事与文化曾经抵达并产生过影响的地区，比如今天的甘肃省的河西走廊、新疆的和田一带， 以及云南的丽江地区。考察一个民族强盛时期在这些地方的历史性存在，以及相继而来退出，以及退出后在当地留下的或者清晰或者模糊的文化的余响。
我之所以做这些工作，不是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而是尝试从这样一个切口入手，考察中国历史中不同文化间冲突、融合，再冲突、再融合的复杂过程，体察中华文化共同体建构的复杂性与必然性。
只看到复杂性会令人感到悲观，同样，只坚信必然性，又会使人变得刚愎、粗暴、简单。
我试图以这样的考察，以及对于考察结果的梳理，来对一个民族内部的多样性进行充分的书写，破解当下把每一民族，包括从文化特征、地理空间，直到 每一个人的个人身份加以固化所造成的种种迷思，以及因此而起的种种现实危害。今天的中国，无论是一个族群内部，还是这个族群的外部，大家基于不同的原因， 很多时候，都在做着同样的一种建构——在一个民族，或一种地方内部建构一种并不存在的同一性，而这种同一性的建构，又是为了建构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这种 文化与别种文化的差异性。最终强调的是民族与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而不是不同文化中所包含的共通性。抛开一些人、一些势力出于政治目的的有意操纵不论，在大 多数情况下，在学术的包括文学的认知上，这种看法的形成与实践，其实与源自西方的后殖民文化理论的影响有关。大家都特别轻易地运用这种理论中“身份”与 “认同”、“自我”与“他者”这样的界定来对待复杂的文化现象，而很少考虑后殖民主义理论兴起的全球背景，是基于二次大战后，前西方殖民地国家风起云涌的 民族国家独立与建构的大潮。而中国自古以来所努力建构的就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而轻松地使用着后殖民理论中这些概念与方法的人们，似乎没有对中国这个 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实有深入的体察，自然也对这种理论运用于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是否适合没有真正的思考。我本人则对于这种理论的随意使用越来越保持相当 的警惕。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虽然没有任何人要求，我决定来做这样一种并不太受欢迎甚至遭致很多误解的工作。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我们是“自我”，又在什 么样的条件与范围内，又被谁界定为“他者”？是基于客观的标准，还是仅仅被某种语境所指引？而“身份”的界定到哪里为止？“身份”界定过于细碎、过于僵 硬、过于方便时，“共识”又如何产生？和谁“共识”了，又和谁不“共识”？
所以，前些时候参加中央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现场倾听习总书记的讲话，我个人确实感到深受鼓舞，确实感到当下乱象丛生的文艺与文学，到了一个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在此，我想联系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的实际情形谈一谈我个人的一些感想。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列举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时，就提到了藏民族 的伟大史诗《格萨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他还引述了描绘古代游牧民族生活的《勅勒歌》。他还有一句记录稿中未见的话：只有汉族历史的中国史只是半部 中国史。
“和而不同”，向来是中国人关于不同文化的族群和谐共处的一个美好理想。费孝通先生对这个理想有过一个现代表达，叫做“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各美其美，也就是文化多样性的保持与表达容易达成。但在不同的族群保持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一个国度呈现出文化多样性提供的基于差异的丰富美感时，如 何“美美与共”，即如何在一个更深广的国家共识下合力维护国家统一，共同致力于一个强盛国家的建设，在当今世界范围的宗教极端主义泛滥、狭隘民族主义思潮 扩散的新形势下，正越来越成为一个严肃的课题。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文化，包括文学如何产生感召力的问题。总书记引述了《论语》中的话：“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句话的意思 是说，“修文德”，即提升我们的文化品格，因此使这种文化产生强大的感召力，使“远人”信服与认同，是一个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存在，并产生积极影响的最 终途径。对我们这些从事文化工作的人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社会，新的国家共识的养成与这种共识如何在作品中得以体现，得以传达， 确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
我个人在近30年的创作历程中，始终关注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构建与日益走向强盛中的种种现实，特别是不同文化冲突融汇的种种历史与现实的表现， 并一以贯之地将我体察得来的结果，在作品中加以忠实地表达。我始终相信，冲突也是导致融汇的一种特别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最终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文化，是 互相竞争的文化体在更长的时间段中比拼感召力的大小。这种文化感召力不止是在国与国的交流过程中发生作用。这种文化感召力，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内部，对 于国家共识的形成与强化，对于凝聚人心，团结最大多数的各族人民，也同样产生着巨大的作用。
今天中国边疆地带一时高涨的分裂主义，究其根本来说，也是一个不同价值观、不同文化相互竞争角力的过程，也是一种“身份”与“共识”诠释的问 题。以历史的，也就是更长的时间尺度看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不论一时间不同族群的冲突有多么剧烈，但历史的主流始终是融汇而不是疏离，是统一而 不是分裂。
基于这样的认识，长期以来，我坚持把自己的作品看成是不同文化、不同族群间相互沟通与交流的载体。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文化建构的一部 分，虽然它很可能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部分，但看到自己的心血能渗入到一个庞大的文化有机体中，并在其中运行，那是一个文化工作者的最大荣光。
我将这样的工作视为我与这个时代的真切连接，我将这样的工作视为对养育了我生命与智慧的土地与人民的报答。
我也知道，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对前述所说的现实都有强烈的切身感受，我也知道，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通过写作进行着与我同样的努 力。但现实的情境并不特别美妙。以用汉语进行写作的藏族作家群体为例，他们往往因为采用了汉语这种国家的公共语言进行创作，就可能受到恶毒的攻击。与此同 时，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在发表和出版过程中，又要经受更多的艰难。原因很简单，在今天的很多出版机构那里，涉藏题材几乎成为一个禁区。当他们拿到一部作 品，并不认真掂量这部作品的价值，并不认真考察并准备开掘这位作者身上潜藏的种种可能性，惟一的判断就是规避任何风险。而这些机构认定的某些风险在我看来 大多数并不存在。这种风险的规避，其实是基于缺少认知，更基于他们并不打算开始认知。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西藏和新疆的一些作家来讲，在当前的形势下，他们 不是在写作，他们是在战斗！他们理应从这个国家，从这个国家的知识界得到更多的理解与支持，而不是漠视与疏离。前不久，还有一所著名大学的在读博士给我写 信，说他因为把研究方向定为藏族当代文学研究而找不到地方发表论文。他屡被拒绝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论文也成了所谓的涉藏题材。我没有给他回信，因为我不 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今天中国知识界有一种病态，很多人愿意坐在一起津津乐道巴黎的咖啡馆，而从不意识到对边疆地带的一无所知是一个巨大的知识的、也是道 德的缺陷。所以，除了某些政策性因素，知识界对于汉文化中心以外的多民族文化的漠然，形成普遍的认知盲点。正是这些盲点使得一些话题成为禁忌——规避无知 而形成的禁忌。
近年来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由中国作协和各地作协实施，办了数量空前的培训班，但这些人发表与出版的机会大多数时候仍然局限于类似《民族文学》杂 志这样专门的少数民族文学杂志和出版机构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机会在一些有更大影响力的公共平台上，以自己的作品参与全中国的文学对话与文学建 设。我相信，同样的情况也完全有可能发生在一个新疆作家身上，完全有可能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当有人愿意并努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参与我们国家的多元文化与 国家共识的建构时，理应受到更多的支持与欢迎，而不是以漠视、规避的态度对待他们。这也是修文德的一个重要方面。
少数民族文学这个概念的生成，历史地看，是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殊情况，但这种情况，经过六七十年的教育普及与文化建设，已经有了很大的变 化。我们不应该以少数民族为名，人为设置一个“次文学圈”，来容纳这些人与这些作品，而要把他们纳入到一个与全国以至全世界进行文学对话的更大空间里来， 以他们的写作来参与国家共识的建设。“苟日新，日日新”，“修文德以来之”，在今天理应有新的方式与内容，而不是“彼月异，月月异”。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也是一个浴火重生的国家，如何“维新”是制度问题，更是文化问题。文学当然是文化最直接最显性也最可能具有创新性的一个方面。
基于此，我也希望，我们的文学奖项，除了专门的少数民族文学奖项之外，其他更有影响的文学奖项，要有更高的开放性，要对少数民族作家和严肃的少 数民族题材的作品表现出热情与赞许，而不是漠视与规避。修文德是把远人拉近，而不是把一些人群排拒在主流之外，任其边缘化而渐成远人。如此，国家幸甚，民 族幸甚，文学幸甚。
(作者系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四川省作协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