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一早，河北师大文学院的电话打过来通告了陈超兄凌晨辞世的消息，其时我刚登上开往武汉的高铁坐定不久，突如其来被这个消息击中，一时间我难以置信却又不得不信。挂掉电话后，我开始消化和咀嚼这个冰冷但并不让人“震惊”的噩耗。坐在座位上，我紧闭双眼，一直有一种抑制不住要流泪的感觉。我知道诗人们也许会很习惯地联想起海子，当年也引发了不大不小的一场文化祭奠。悲伤惋惜之余，人们乐于引申、高扬甚至过度阐释所谓文化理论的意义，却对死者生前承受着的真正的艰难(无论这类艰难在他的死亡中是否发挥过影响)鲜有体察和同情。艰难云者，有些时候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人们已知的关于陈超患有智障的爱子带给家庭巨大的压力与不幸等等，但更多的时候，这种艰难还隐藏在每个人的灵魂内部，不仅是肉眼看不到的，即便是用所谓“心灵”去体贴揣测，也往往是若有若无、稍纵即逝。
在陈超少数的友人当中，我与他的交往，算不上如何深厚。然而由于八十年代曾经同在石家庄工作的缘故，我与他多次一起参加河北省文联、作协的文学活动，共同参与《青年批评家》及改版后《文论报》的编辑工作，共同分享了文学的八十年代。由于年龄、文学观念相近的缘故，我们之间亲近感和信任感似乎是天然的。在那个众所周知的时代感的鼓舞下，我们都渴望在河北文坛乃至国内的文学讨论中，为文学也为自己赢得光荣。“河北二陈”也是在那个时代逐渐被人们说起的，这说法多少让我有了一点文学青年虚荣心的满足，但这种满足却与陈超本人毫无关系。无论从哪个层面说，陈超都是一个持身谨严、志存高远、傲骨其内的诗歌圣者。
在我与陈超的文学交往中，1988年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这一年，似乎所有的事物都在生机盎然准备着，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当时生机与野心同样勃发的“第三代诗歌”。那年夏天，他骑着自行车从桥东区的河北师范大学来到桥西区我所在的河北师范学院找我，很“神秘”地对我说在中国的南方有一场伟大的诗歌运动，它们将超越舒婷和顾城们的朦胧诗，并将改变中国诗歌写作的精神格局。而我那时正沉迷于先锋小说，对他所说即便不是一无所知，也是完全不得要领。于是我便喋喋不休向他出示我的小说理念以及文本分析，讲述我的卡夫卡、罗伯-格里耶以及我也不甚了然的各种奇谈怪论，他点头称是却不为所动继续说他的诗歌。场面有些滑稽，很像是“鸡同鸭讲”。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各自兴奋着各自的兴奋，并且相信我们共享着一个美好的伟大的文学思想图景。
在我那时的印象中，陈超是一个充满自信与活力的人，并不像罹患忧郁症后表现得那样近乎消沉的“内敛”与放弃。他虽有坚定原则，却是谦逊和善可亲的； 他虽是一个尊奉同气相求的人，却从无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1993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学位，曾经邀请王晓明、格非等人到河北师范学院做系列学术讲座，并且通知了陈超。他很高兴地到师院来听讲座，并与朋友们一见如故。次年他赶赴上海又专程到华东师大，那天晚上10点多钟，他与另一友人在五舍楼下大声呼叫我，给我带来的惊喜至今记忆犹新。只是斯人已去，没有人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并且以怎样的方式跟自己命运中的黑暗搏斗着——那些致命的元素，又是如何从外部包围压迫着他，一步一步侵蚀和加剧着他的“内部困难”。
我不愿意，也没有权利说是诗歌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这显然不是事实。因为，这个世界上肯定存在着无数比陈超更热爱诗歌、处境却更加艰难的人，他们一如既往地与他们的命运进行殊死搏斗，并且战而胜之。诗歌无罪，诗歌不需要被原谅。但是，诗歌在她纯粹、高蹈的精神活动中，在她洞察、诅咒黑暗并驰往光明的途中，显然也存在着被黑暗劫持与淹没的危险。而且我相信，这种危险并不会因其伟大高洁就比在俗世红尘中坠落更具有豁免权。陈超的坠落，在某种意义上是代所有承受内部困难的人们受过。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扪心自问，愈加无权歌颂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