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上下文，张荣昌的译文，非常明确地指出照片是他父亲的。笔者为此还专门打电话给张荣昌先生求证，他告诉笔者这照片的确是格里高尔父亲的。李文俊的译文结合上下文的语境来看，照片也应该是他父亲的。笔者打电话给李文俊先生，也得到了他的证实。很多研究者也是这样理解的。金晓燕在《试析余华与卡夫卡创作中的父子关系——以〈变形记〉和〈在细雨中呼喊〉两部作品为例》(《鸡西大学学报》2013年第10期)中认为：“老萨姆沙保持着他长久以来的生活习惯，他对自己服兵役的经历十分得意，这张照片挂在格里高尔的对面，它仿佛是一种权力意志时刻震慑着儿子。”这篇文章引用的是李文俊译本。梅进文在《卡夫卡的反向弑父——以〈变形记〉为例》(《大众文艺》2010年第6期)中依据张荣昌的译本，也认为卡夫卡描述了父亲曾经的军人身份，这种“身份和按剑的姿态无疑时时刻刻都会给格里高尔以某种心理暗示”。但是叶廷芳与谢莹莹的译文，却明确指出照片是格里高尔的：
桌子上摆着很多早餐餐具，因为对父亲来说早餐是他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饭，他一边吃，一边翻阅报纸，要花好几个钟头。恰好对面墙上挂着一幅格里高尔服兵役时照的相片，少尉的装束，手按在剑上，微笑着，无忧无虑，一副要人家一看到他那风度和制服就肃然起敬的样子。(叶廷芳译)
桌上摆了许多早餐的杯盘，因为早餐是父亲最重要的一顿饭，他在早餐时看好几份报纸，一坐就是几小时。对面墙上挂着一张格雷戈尔服兵役时的照片，他穿着少尉军装，看他手握着剑，面带无忧无虑的微笑，样子像在要求人家尊敬他的姿势与制服。(谢莹莹译)
除了叶廷芳、谢莹莹译本外，赵登荣、姬健梅、金溟若、朱更生和王宏、王翠的译作《变形记》都将照片明确译为格里高尔的。对照片的归属问题，这几种译本的翻译与李文俊、张荣昌译本大相径庭，完全相反。这照片是格里高尔的，还是他父亲的？我用了半年时间才完成对这个问题的考证。我专门请教了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著名卡夫卡研究专家叶廷芳先生和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卡夫卡小说全集》(校勘本)主编韩瑞祥先生，他们查阅了德国菲舍尔出版社1994年的校勘本《卡夫卡全集》，认为照片是格里高尔的。笔者同时请人查阅了十几种英语、日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版本，也都证实了照片是格里高尔的。张荣昌的译本收入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李文俊的译本收了上海、广东等省市的高中语文教材和很多不同版本的大学教材，作为影响最大的两种译本，本着对原作者卡夫卡的尊重和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此处误译应该给予纠正和完善。
文学翻译的第一宗旨就是“信”，就是要忠实于原作。译文不仅要在整体上(如故事情节等方面)和原文保持一致，在细节上(如各段各句的意义)也要保持和原文最大程度的贴近。原作说东，译作不能说西；原作说狗，译作不能说鸡。对于关键性的细节，译好了可能对整体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译不好则可能“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李文俊与张荣昌的译文，在照片归属这个关键性细节上可能出现了误译，损害了叙述的整体效果和个性风格。判断译文的正误，应把局部分析和整体评价结合起来，站在整体的高度来分析局部的翻译是否恰当、合理。
卡夫卡为了刻画一个人物，往往从多方面入手，如人物的音容笑貌、衣着服饰、行为举止等。《变形记》中的这张照片体现了卡夫卡的人物塑造方式：相片上的格里高尔微笑着，穿着军装，手按佩剑。他的制服与体态泄露了他过去的经历。格里高尔服兵役的这张照片标志着他对“军人”这一特殊共同体的从属关系。个体被定位于一定的共同体中，格里高尔变形后的心理活动表达了他对于这个特定共同体的归属性。格里高尔从一名令人敬畏的少尉，转业为商店的小伙计，再转行为旅行推销员，最后蜕变成一只令人恶心的甲虫。这种人物命运的变化，蕴含着卡夫卡写作上的重要秘密和尖锐反讽。卡夫卡通过对制服和“指挥”、“瞄准”、“轰炸”、“攻击”、“投掷”、“拯救”的描写，强化了这种反讽意味。小说第二部分的最后一段，“父亲决心要轰炸”格里高尔时，有一段非常重要的体貌和服饰描写，蒙上了浓厚的反讽色彩：
现在他身子笔直地站着，穿一件有金色纽扣的漂亮的蓝制服，这通常是银行的杂役穿的；他那厚实的双下巴鼓出在上衣坚硬的高领子外面；从他浓密的睫毛下面，那双黑眼睛射出了神气十足咄咄逼人的光芒；他那头本来乱蓬蓬的头发如今从当中整整齐齐一丝不苟地分了开来，两边都梳得又光又平。他把那顶绣有金字——肯定是哪家银行的标记——的帽子远远地往房间那头的沙发上一扔，把大衣的下摆往后一甩，双手插在裤袋里，板着严峻的脸朝格里高尔冲来。他大概自己也不清楚要干什么，但是他却把脚举得老高，格里高尔一看到他那大得惊人的鞋后跟简直吓呆了。……格里高尔惊慌地站住了，再跑也没有用了，因为他父亲决心要轰炸他了。他把碗柜上盘子里的水果装满了衣袋，也没有好好地瞄准，就把苹果一只接一只地扔出来。
格里高尔的心理视角是《变形记》的基本叙事方式，在格里高尔死亡之前，叙述者主要采用格里高尔的有限视角，从他的角度来处理周围的关系，叙事随着他的意识跳跃式地向前发展。在上面这段描写中，我们要注意两个词“轰炸”和“瞄准”，这两个词通常和军人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人物心理视角叙述的细腻与微妙所在。小说中的“指挥”、“轰炸”、“瞄准”、“消灭”这几个词，是格里高尔心理活动的直接再现，属于退伍军人心理视角叙述的一部分，是用退伍军人的意识来感知。与这几个词相比，我们更要注意制服描写，制服与格里高尔的心理视角紧密联系在一起。格里高尔变形后，老萨姆沙当了一名银行杂役，“现在他身子笔直地站着，穿一件有金色纽扣的漂亮的蓝制服”。在小说第三部分，“父亲脾气真执拗，连在家里也一定要穿上那件制服。他的睡衣一无用处地挂在钩子上。他穿得整整齐齐，坐着坐着就睡着了，好像随时要去应差，即使在家里也要对上司唯命是从似的。这样下来，虽则有母亲和妹妹的悉心保护，他那件本来就不是簇新的制服已经开始显得脏了。格里高尔常常整夜整夜地望着纽扣老是擦得金光闪闪的外套上的一块块油迹，老人就穿着这件外套极不舒服却又是极安宁地坐在那里进入了梦乡。”格里高尔对服饰的感觉关注可谓意味深长，这样的描写展示了一种丰富的服饰心理。制服在小说里，不仅是老萨姆沙重要的身份标记，也是退伍少尉格里高尔心理活动的显影。即使格里高尔死后，卡夫卡仍然让他父亲“穿着制服走出来”。在卡夫卡的小说里，衣服是小说人物身份、心理、性格与命运的外化，老萨姆沙的制服理所当然地承担了一种叙述功用：表明人物的年龄、身份、性格、心态和地位。更重要的是，父亲的制服构成了对格里高尔军人制服的重要反讽，而正是格里高尔服兵役的那张照片奠定了小说的反讽基调，让读者一直感受到一种反讽性的张力。分析格里高尔的那张照片，是理解《变形记》的一个切入点。面对自己虚构出的小说世界，卡夫卡对每一个细节的安排都非常严格谨慎。小说第一部分出现的那张“分明要人家尊敬他的军人风度和制服”的照片，是卡夫卡埋下的一个重要伏笔——在其出现时意义并未被意识到的叙述“种子”。
挂在客厅的军人照片，表明了格里高尔曾经一度成为强者的身份，小说文本中的多重反讽由此悄然确定。格里高尔作为“拯救”家庭的一位强者，却被异化成了一只可怜的甲虫，最后“消灭”了自己。与“父亲”通过制服显示出来的力量相比，“儿子”自然无法逃离弱势群体，就像卡夫卡在那封《致父亲》的长信中所描述的那样。在卡夫卡自己的生存体验中，他最为深刻最为强烈的感受，就是他与父亲之间的复杂而紧张的关系。“最亲爱的父亲：你最近曾问我，为什么我声称在你的面前我感到畏惧。像以往一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这一部分正是出于我对你的畏惧……”这封长信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卡夫卡笔下儿子的“恐惧”中所蕴涵的父亲形象。心中充满恐惧的儿子，真实地感受到父亲那种强大力量的存在。老萨姆沙因破产而一蹶不振，儿子的变形反倒使他精气神大振，面目焕然一新，“那双黑眼睛射出了神气十足咄咄逼人的光芒。”“这简直不是他想象中的父亲了，”格里高尔不禁对此深感困惑，“这难道真是他父亲吗？”在小说第二部分中，连“父亲”的鞋后跟在格里高尔的眼里都大得惊人，“父亲”实际上已经成了权威的同义语，与之相对的便是这种权威的对象：曾经当过少尉的儿子。面对这样的“父亲”形象，儿子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诚惶诚恐地从父亲那里领受自己罪有应得的惩处。在被父亲用苹果“轰炸”后，格里高尔最后领悟了父亲的“如果他能懂得我们的意思”那句话的言外之意，他“怀着温柔和爱意”，坚定了“消灭自己的决心”。注意，“消灭”这个词又是军事术语。在小说第一部分的结尾，格里高尔惊慌地发现他在倒退时连方向都掌握不了，父亲“以手杖的尖端遥遥地指挥他转身”(姬健梅译)。在第二部分的结尾，格里高尔不得不接受父亲的“轰炸”和“瞄准”，在第三部分干脆自己“消灭”了自己，这几个词非常有力地揭示了小说的反讽性质。小说从头至尾都执行着对格里高尔“军人风度”的反讽与解构，执行着父亲对儿子的反讽与解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