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社会译丛”是译林出版社的优秀品牌丛书，秉持“激活思想，传承学术”之宗旨，致力于译介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有影响、有创建的学术著作， 并兼顾了经典性与普通读者的可接受性。从1999年至今，丛书出版的图书已满100种，赢得了学界和公众的广泛认可。
——编者
还记得2003年，当我们在庆祝《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创办15年的时候，我曾感慨：一方面，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障碍之一，就是传统的断裂，以及对于传统的敬畏之心的缺失；而另一方面，正因为传统的断裂和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就更要沉下心去坚持晨钟暮鼓、黄卷青灯的日常功课，因为反过来看，任何一个传统断裂的时代，都恰是一个足以焕发历史主动性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新的传统有可能在我们手中呼之欲出的时代。
这也就意味着，不管为此要付出多少辛劳，我们都必须有耐力去“熬成”新的传统。正是出于这样的自觉，上世纪末创办的另一套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如今走过了15年的历史，取得了“出版过百”的成绩。而以这样的出版节点为标志，虽然化作汉语译著的理论书库，仍不算特别齐备完整，我还是兴奋地对同行们谈论道：“作为处于最高处的文化拱顶石之一，西方的学术文化从未像今天这样，竟是如此清晰、全景而辉煌地崭露给我们了！”
由此，眼下正是最好的读书时节！正因为有这些书铺垫的底气，我们应当更全面地获得西方的“知识地图”。甚至，为了纪念这个“出版百种”的知识节点，我还专为我的学生们设计了一种课程，想要引领他们从柏克和阿隆，读到阿伦特和伯林，再读到桑德尔、泰勒和沃尔泽，再到斯特劳斯和沃格林……以便在大家的头脑中，去尽量完备地复制西方思想的原生态，既让这些思想者都能彼此制衡和解毒，也让他们都能相互激发和烘托——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总体性攻读”，或者“总攻性对话”。
因此，要特别感谢长年合作的出版社。知识生产的文化领域，从来都是个有机的系统，少了任何环节都无法良性循环。如果说在上世纪80年代是教育界比出版界更领先，并帮助它创办了很多影响深远的丛书；那么到了90年代之后，由于更靠近灵活的市场，则是出版社走在了教育界的前面。为此，我们只好被迫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不是先在课堂上试讲某种新的内容，再以大学的研究室为圆心，让新的观念如涟漪般扩散开来；而是先在出版社推动一个计划，让相关图书如方阵般纷至沓来，簇拥到大学周围的书店，并逐渐形成社会思潮的热点，再拿到课堂上水到渠成地来推广……因此，如果说9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没有远离世界的潮流，反而跟它的差距越来越小，那么出版界绝对功不可没。
对我而言，以这样的工作节奏，如此发愤忘食，也会让人乐以忘忧。幸赖出版界朋友的接力与后援，使我终于抵达了这样的境界：不光是私下里热爱这些图书，而且每当读到兴头上，就忍不住把它推荐给出版家，以便邀约广大读者一道来读；而等到出版界在某个学术方向上积攒够了，我甚至还可以再进一步：专门为此设计一种课程。从这种图书到那种图书，从这种阅读到那种阅读，这就差可算作自己乐此不疲的生命写照了。
不过，这种在“阅读—编辑—教学”间的循环，不仅属于我一个人，更属于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在译丛《总序》中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我还只是表达一种憧憬，而到15年后再来回顾，却发现它已相当程度地变为现实：“该工程却决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
人们常常会说，教育家开给社会的药方，必然是“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缓药”。人们也常常会说，“这几十年”读书的界限，终会是“后几十年”行动的界限。因此，我们有理由去乐观地遥想，尽管眼前还患有这样、那样的病症，但这套丛书中的“缓药”终究会起效。因为从它的广泛阅读量，我们会再次想起其《总序》中的话——“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这种源源而来的超越潜力，不仅会落实在外部世界，也同样会积淀在内部世界。换句话说，在借鉴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头脑来探讨这个社会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时，我们也同样在借助这些重要的著作来提升自己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思考力。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力量强大的交谈对手，决不意味着你输我赢的敌手，而是帮助我们强身健体的教练；而这些扎实厚重的学术著作，也决非“过了河”便可以拆掉的“便桥”，而是帮助我们向上攀登的阶梯。也就是说，如果想要更好地来思考当代社会，我们当然有可能“越过”它们，但决不可能简单地“绕过”它们。
可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要记住孟子的话：“尽信书，不如无书。”毕竟，任何一种社会或文化理论，都只能是某一具体文明的特定“语法”。正因为这样，一旦把某种“语法”抽离了它的语境，尽管它也会有所启发，但终究会显得“水土不服”。即使我们不辞辛苦地把所有欧洲理论都翻译过来，并且还全都心领神会地读通，我们也不可回避：那不过是对于欧洲历史经验的、带有欧洲思维特点的总结，还是跟我们的现实环境显现出若隐若现的隔阂。
因此，我们这代人最终能否“得救”，还在于能否完成“理论创新”。不过老实说，虽说生活在任何年代的学人，终究都要去“立一家言”，可当今中国的学人肩负的使命却更加艰巨。这是因为我们原有的学术脉络多已断绝，想要去简单继承已不可能，只能一边阅读自家的古书，建立起文化的“主体性”，一边翻译舶来的洋书，建立起跟世界的“对话性”，此间的难度不知大了多少倍。
正因此，我曾把我们所肩负的文化使命，概括成“译百家书，成一家言”。换句话说，这是要把“从鸠摩罗什到王阳明”的千年历程，压缩到短短一代人中去完成。这样的使命不仅艰难，还显得特别紧迫，因为如果不能完成这个使命，就无法思考出“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我们也就终究有负于自己的时代。从80年代坚持下来，“译百家书”的任务已经大体完成了，面对着“立一家言”的任务，我们决不可以居功自傲，决不可以有一日之懈怠。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人文与社会译丛”主编)
制图：宋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