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年度关键词)
2014年10月15日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作家艺术家发言的过程中，不断与大家就文艺问题进行深入对话。对话，是人与人思想的平等交流，也是人与人情感的内在沟通。文学，某种意义上，正是人类对话的一种艺术形式。在对话中，我们加深了对世界善与美的认知，也尝试着与他人构建一种更为真实有效的深度关系。2014年，这个认知和这一关系经由文学的创造有力地显现出来。
与历史对话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以抗战为主题的书写在2014年已新作迭出。何建明在第一个国家公祭日之前出版《南京大屠杀全纪实》，通过回望与反思历史来警示当下。这种与历史对话的精神，还见于范稳的《吾血吾土》、何顿的《来生再见》等长篇小说，它们对纷繁复杂的现代史与战争中的人性考验均有重墨表现，对史料与文献的倚重，传达出文学对历史的致敬。铁流、徐锦庚的《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讲述了《共产党宣言》给山东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延集村带来的传播影响和革命风暴。中央文献研究室选编、杨胜群主编的《邓小平传(1904—1974)》是年度最受欢迎的一部人物传记。李春雷《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则从一位领导人与一位作家之间的交往追述了人与人之间的人格相惜与精神相通。这几部纪实作品均从还原历史出发，显现出文学与历史对话的激情。与之不同，邵燕祥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和从维熙的《我的黑白人生》，则表现出对待一段难忘历史的冷静，林贤治的《漂泊者萧红》、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将我们的视线拉至现代，延承的仍是这份历史的冷静。作家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囊括了李洁非等学人对黄宗羲、颜真卿、杨万里等历史人物的深入解读，这种与历史的研究式的对话关系，还存在于叶兆言的《很久以来》与雷达的《多年以前》中。历史，虽有曲折，但也从来是义无反顾地向前的，而文学与历史所建立的久远的对话，是试图在这看似义无反顾的历史自信面前，提出文学的也许是个人的意见与看法，这些见识并不是要质疑历史前行，而是提示历史在前行的路上，仍有一些不同的走向可供选择，对历史的步伐予以助推或校正。
与现实对话
文学与现实的对话从未停歇。范小青的长篇新作《我的名字叫王村》，虽选择了颇具现代意味的呈现方式，但其内核仍是对中国乡村魂魄的书写，“我”寻找弟弟的过程，也是乡村现实呈现的过程，两者互为镜像，虚实相衬，将作家的焦虑与忧患表现得细腻旖旎。2014年文学的乡村关注仍然处于强有力的表达之中，无论贾平凹的《老生》、刘庆邦的《黄泥地》，还是关仁山的《日头》、孙惠芬的《后上塘书》，都在现实层面的乡村书写中有所拓展，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精神困境成为作家的关注重心。其实，不独乡村考验着中国作家的对话能力，知识分子的形象塑造也一直是考量作家能否进行文化精神的深入对话的指标之一。刘醒龙的《蟠虺》写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操守，其作品中一直存在的“父亲”形象叫人敬重，阎真的《活着之上》则探讨世俗利益与独立人格之间的纠结与争夺，王蒙的《闷与狂》、王跃文的《爱历元年》、宁肯的《三个三重奏》则各以自我、他者或两两之间的对话实现对人和人性的思考。现实的力量在成为推动作家探索其间奥秘的一种巨大力量的同时，也部分地融入了作家主体的解说、议论、抒怀，从而呈现出一个更为广阔的心理性的现实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会遇上方方的《惟妙惟肖的爱情》、池莉的《爱恨情仇》、叶广芩的《太阳宫》，她们善于从小切口进入现实的深处；同时，也有更为宏阔的叙事吸引着我们的目光，黄传会《国家的儿子》中的罗阳、谭楷《让兰辉告诉世界》中的兰辉、刘先琴《玉米人》中的程相文，这些在不同岗位上默默奉献的劳动者和他们身上展示的道德的巨大力量，构筑起“中国梦”的坚实根基。这些作品有力印证了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的深刻道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一项时代的文学工程，我们的“灵魂工程师”若想捕捉到正行进在现代化路上的人民心灵深处的奥秘和光亮，必须与人民站在一起，血脉相连，荣辱与共。《贾大山文学作品全集》的出版，使我们再度读到一个作家对于民族文化人格的建设责任与文学关切，那些植根于生活中的人物和他们身上的“筋骨”与“温度”，成就了一个已逝作家的不朽的文学品格。
与读者对话
2014年上海国际童书展期间，曹文轩“丁丁当当系列”图书发行200万册研讨会举行，这套书的热销证明了“艺术坚守”与“大众欢迎”之间并非对立。这一年，张炜尝试儿童文学写作并推出新作《少年与海》，赵丽宏出版了《童年河》，虹影也首次出版儿童文学《奥当女孩》，诗人王小妮等编选了不同版本的给孩子们的诗，显现出作家对于更多年龄层次的读者的重视。这种经典文学与大众阅读对话关系的建立，也为儿童文学以外的其他文学样式创作提供了启示。它提醒我们，无论如何，对于美的坚持，仍是抵达万千读者内心的路径。2014年，随着新的传播方式的介入，诗歌的音乐化、广场化、公共化现象值得关注。深圳“第一朗读者”活动将诗人和诗评家请进书城，与读者一起，共享融合文学、音乐、舞台和朗诵元素的诗歌之美；“诗歌来到美术馆”和“外滩艺术计划·诗歌船”，都力图使诗歌走出象牙塔，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这样的对话，还表现在诗人作家对于文学之外的学术、思想以及艺术的关注度大大增强了。吉狄马加的长诗《我，雪豹……》，将视点放在生态学的开掘上；胡平的《瓷上中国——China与两个china》，将千年瓷都与中华文化的发展相关联，写得深入而动情；杨守松的《大美昆曲》、庆山的《得未曾有》、赵雁的《中国飞天梦》、徐江善的《孔子，走出国门》、艾克拜尔·米吉提的《父亲的眼光》、帕蒂古丽的《词语带我回到喀什葛尔》，各从艺术、宗教、科技、文化、语言等方面开掘文学的领地，并传达出文学与不同领域读者对话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