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年以史逆今
刘琼
《瞻对》 阿来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作家阿来或将凭借《瞻对》而不是《尘埃落定》或《空山》流传后世，尽管今天人们还不能完全认识《瞻对》的价值。
《瞻对》是阿来生理的壮年之作，也是精神的壮年之作。写作的使命和写作的路径十分清晰，深沉的历史反思冲在台前，台后是强大的现实指向性。被反思现实和还原历史的使命催赶，阿来用学者的严谨和政治家的眼光，对瞻对这一弹丸之地上吵吵闹闹的两百年历史进行细密的爬梳和戏剧性的讲述，生成一个历史和现实对话的空间。瞻对，夹坝，铁疙瘩，这些拗口陌生的音词，经过作家的转译、注疏，枝节横生、深邃多义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规律从历史的迷雾中似乎拨云见日。以史逆今，借史明理，是《瞻对》的写作起点。
近年来，以藏民族、藏区为题材或原型的作品，往往不是隔靴搔痒、水中看月，就是深陷素材之累，缺乏文学重构和哲学把控。倒是民国时期陈渠珍的《艽野尘梦》和日本和尚河口慧海的《一〇〇年前西藏独行记》这类“史志+亲历”书籍，性情、识见和史料一个不落。基本以编年史为体例的《瞻对》，识见和史料有明显的优势。作品也力图弥补“无亲历”之憾，在对历史进行钩沉和叙写的同时，每个章节都宕开几笔，补充一定量的实地采访和作家主体思考，尽力使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自然和有趣一些。这种1+1的写法未必等于一个有张力的整体，如果能洒脱一点，应该更好。想来，是“非虚构”这个头衔封堵了阿来更多的性灵表达。
老生不作常谈
胡妍妍
《老生》 贾平凹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故乡种种，给贾平凹印象最深的却是路，“路那么地多，很瘦很白，在乱山之中如绳如索，有时你觉得那是谁在撒下了网，有时又觉得有人在扯着绳头，正牵拽了群山走来。”乡村的路和乡村的人如此相似，多、瘦、杂，勒着贫穷的绳索又倔强地扯着脖子向上，随命运踉跄却又有一股生的蛮力推着向前。《老生》写出的正是这种人和历史的直观。
大开大阖于贾平凹不是问题，《老生》借一个出入生死的丧歌唱师之口，漫不经心地将百年中国近现代史“看淡”。四个村子的日常生活被陕北早期苏维埃革命、“土改”、“文革”、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所激荡，不仅仅是打游击、分田地，包括假老虎事件、“非典”事件，都被他“化”了进来。形式上，以《山海经》及其释义问答引起每段故事，“讲古”和“摹写”交替，渐渐地，故事、人物和那些名目繁多的山川草木、飞禽走兽一样久远起来，模糊起来。人生的来路、历史的来路拉远了来看，真是说不出哪里是真切哪里是放诞，哪里是平凡哪里是神异，不过是“一日遇佛一日遇魔”，一步步走过来了。老生老生，这里的“老”既有“久”的意味，是一种历史的开阔、生命的从容，也一样有“厌”的意味，该承认的就承认，该过去的都过去。
《老生》写历史“法自然”，凌空蹈虚，不作常谈，却也引发读者对另一个“度”的担心：不作常谈的同时，如何不坠入流言，不让历史成为“野狐禅”？
变与不变之间
周舒艺
《蟠虺》 刘醒龙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从1984年发表处女作《黑蝴蝶，黑蝴蝶》算起，刘醒龙已经耕耘文学30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推出《蟠虺》，既是总结，又预示着某种新的开始。
这部作品大胆借鉴了侦探小说的结构。围绕着精美绝伦的青铜重器曾侯乙尊盘，多方力量展开角逐，事态的错综复杂如同蟠虺纹饰，作品设置了大量的悬疑和推理予以表现。选择青铜器这一题材，是刘醒龙的自我求变，“我相信喜欢我作品的读者会更喜欢《蟠虺》，至少他们能从这部作品中发现，那个叫刘醒龙的家伙还能写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东西，而不是拾自己的牙慧，没完没了地重复可怜的三板斧。”
一个成熟的作家或许正该如此。但还不够。一个成熟的作家必然还有着坚定的立场与价值判断。一部《蟠虺》，关乎知识分子的人格，关乎世道和人心。小说里，学者、官员、文物大盗等各色人物形象跃然纸上，真与伪、欲望与良知、诱惑与清醒等价值观的呈现交织其间，最终呼唤的是对欲望及利益的抵抗、对良知和真的坚守——就像小说主人公曾本之反复说的那句话“青铜重器只能与君子相伴”。事实上，“《圣天门口》的‘圣’，《天行者》的‘天’和《蟠虺》的‘虺’，都有着同一个意义，就是‘信’，信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种超乎利益的价值。‘圣’是一种价值，‘天’是一种价值，而‘虺’同样是一种价值判断——虺五百年为蛟，蛟一千年为龙。”
故乡还是世界
张珊珊
《耶路撒冷》 徐则臣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一部好的长篇小说应在小说的各个基本面上全方位呈现出新质”，徐则臣把这写作的雄心灌注到《耶路撒冷》中，伏案6年，以40余万字“正面强攻我们的时代”。
对称的结构，穿插的专栏，徐则臣捡起先锋派的遗产，耐心安排自己的故事和人物。奇数章标题以“花街”上的小伙伴命名：初平阳、舒袖、易长安、秦福小、杨杰，从故事两端依次向中心排列。风暴的中心是景天赐的自杀事件，作者在各处来回描摹，经由几个人扯痛神经的回忆，拼凑出事件可能的样貌。播撒各处的互现、对照，经由作者的精确装订，不会在枝蔓里遁去了踪迹。偶数章初平阳的专栏，随笔、演讲稿、短篇小说等，多个文体的转换中勾勒出70后的经验和精神状况，不打扰主体故事的行进，在文本内部制造艺术与生活的映照。
对徐则臣来说，每写一部小说都是要解决一个问题。他对70后的观察和思考，终于在《耶路撒冷》中得到“一次彻底的清理”，不是要为时代和一代人代言，而是通过写自己经验到的人和事，努力寻找个体与时代、历史的关连。书名“耶路撒冷”象征着让人心安的信仰，在书中，“到世界去”和“还乡”这两个行为同时发生在人们身上，但“还乡”更多时候只是临时停靠，收拾下记忆和乡愁，人们还是要“到世界去”，那里才能安放理想。
追寻乡土变迁
任飞帆
《日头》 关仁山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为关仁山“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小说《日头》以四个家族错综复杂的关系为线索，用魔幻加现实的手法描写了冀东平原日头村从“文革”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几十年的风云变幻。整本书以天启大钟贯穿，钟的际遇关乎日头村的辉煌与灾难，钟声作为日头村的精神引领，既是祝福又是警示。
长年在华北平原上行走的关仁山，对土地、农村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悟。他看到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也看到了繁荣背后的隐忧——“日头村”的乡村文明正在逐渐衰落。这种衰落不仅是农民失去土地、环境被破坏和资源大量消耗，更是中国乡村传统良性文化和伦理秩序的崩塌。如何为平衡发展找到支点，如何让农民漂泊的心灵重回港湾，不仅是小说，更是我们现实社会要探寻的问题。古钟象征着的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或许会给我们精神的指引。《日头》中的金沐灶形象，寄托的正是作者这样的情感。金沐灶不仅揭露官商勾结，带领村民致富，还是一位思想家，广泛涉猎儒、释、道、基督教的思想，甚至还提炼出依善而行的农民主体观，“亦余心之所向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种悲壮的探索，值得尊敬。
当然，小说也有不足之处，人物形象前后一致性不够，魔幻部分有为魔幻而魔幻之嫌。但瑕不掩瑜，《日头》对当下乡村中国的深入思考和文学表现仍具有突破性和启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