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是孝感市孝南区肖港镇下面的一个村子，在《飞廉的村庄》里，我打比喻，说我们这个村子与其他几十个村庄一样，被澴河和它的支流小澴河像两只手臂一样抱在怀里，春夏秋冬，风雨雷电，草木生灵代谢。村子附近有一个集市，名叫金神庙，名字中有庙，实际上，没有和尚的寺，也不见道士的观。之前去金神庙，由梅家河下的石桥经过，搭桥的青石板中央，被人与车磨出的辙痕，有十几公分之深，说明此地人文的荟萃，已经有千百年了。修汉十高速的时候，湖北省的考古队来到金神庙，论证它的前身，是商代的城邦，其规模，大概和武汉的盘龙城差不多。这也说明，我所出生的地方，农耕的文化，已经持续了三四千年之久。
金神庙与它连接起来的几十个村庄(直到今天，这个已经破败的集市都在坚持立春“抬故事”的驱傩仪礼)，正是这变动不居的云梦泽——大别山历史叙事中的一个案例，如果说，陶潜的“桃花源”是乡土社会安稳的一极的话，那么“金神庙”则说明着动荡的一极。动荡的结果之一，就是回到万物与我同一的混沌，我出生后，在这里学步、说话、上学、做农活，出现在我们村的族谱的“血缘树”的树突上，我觉得自己的家乡如此的平常，如此的普通，就像村子里的枫杨，渊深朴茂，又毫无新意。直到后来，我莫名其妙地考上了大学，莫名其妙地读中文系，毕业后做杂志编辑，以文字为职业，莫名其妙地在网络上写《飞廉的村庄》，我也没有将“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弄清楚。
凿开一窍，混沌乃死，何况是在如此短促的时间，用上如此猛烈的力量去凿。这种失掉故乡的迷惑，大概许多同龄人也有。大树进城，没有人会去问它们的感想，可是我们这些被“五个现代化”由乡村里拔根而起，种到城市的街巷里的人，心里的迷茫与焦虑，却是冷暖自知。有朋友讲，你写家乡的草与木，写家乡的“灵”与“光”，其实是在重建家乡，就像要重回母亲的子宫一样。我听了，又惊讶，又佩服——我已经明白，我自发地去写家乡，并不是要将“风土”凝固而成为风俗，完成我们这一代人的黑白底片的乡土记忆，也不是一方面批评乡村的愚昧，一方面又指责主事者的贪求，努力刷新出伐富济穷的乡村伦理，而是在本能地，在大变动的年代里，通过“重建”和“重返”，来了解我自己，重新拟出一份“过去的清单”，发现动荡与混沌中的“法”、“非法”、“非非法”。这一份痴念，明末清初的张岱也有，他在《陶西湖梦寻》里讲：“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前甲午、丁酉，两至西湖，如涌金门、商氏之楼外楼、祁氏之偶居、钱氏、余氏之别墅，及余家之寄园，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则是余梦中所有者，反为西湖所无。及至断桥一望，凡昔日之歌楼舞榭，弱柳夭桃，如洪水淹没，百不存一矣。余及急急走避，谓余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吾梦中之西湖为得计也。因想余梦与李供奉异，供奉之梦天姥也，如神女名姝，梦所未见，其梦也幻，余之梦西湖也，如家园眷属，梦所故有，其梦也真……”在他的梦里，别有一个西湖，少年时代经历，未曾被时间毁坏掉的西湖，为朝晖夕阴，春花秋月，夏雨冬雪所持的西湖，因他老人家的锦绣文章，而变成了永恒的海市蜃楼。
西湖与金神庙也是两极，一极精美绝伦，一极混沌无言。张岱的好运气，一是他终究用文字记载了他自己的那个西湖，让“这一个”西湖得以在文学世界中不朽。另外，他现实世界中的西湖，也慢慢地由明末的“劫火”恢复了繁华。乡土社会有良好的修复的能力，由村庄到集市，由集市到城镇，由城镇到郡县，由郡县到京城，《红楼梦》《金瓶梅》那样的繁华梦，推倒之后，总会重来。
但是这一次不会了，“金神庙”们终究会像消逝于沙漠中的塔里木河一样，消失在历史中。东亚乡土文明“轮回”的步调，可能被“现代化”彻底打断了。城市固然是在圈占农民的土地，更麻烦的，还是它夺走了乡村的青年，将它的血缘的链条弄断掉了——没有了青年的血汗与梦想的乡村，失去了成长与死亡的仪礼的乡村，会由“神话”重新返回自然，格式化为公司经营的“绿色车间”与“生态农场”。祖先们花了数千年的时间堆成的一个乡土社会的金字塔，以血缘与农耕作为内在的能量，现在几被彻底拆掉了，在它们的废墟上，数十座超级大都市与千百座中小城市正在崛起，我们都怔怔地站在工地上。
所以现在来写乡村，对我来讲，一方面，是还原，是“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的觉醒的歌，一方面，又是告别，是“白杨亦萧萧，送我出远郊”的挽歌。是重建枫杨树的老家，让它成为永恒的梦境。这么多年以来，我由《飞廉的村庄》到《草木一村》，由《芳草已满襟》到《夏日最美的辰光》，到正在撰写中的《风土记》与《草木一集》，好像都在说明着这一点。我非常感谢读者们一道，加入我的“重建”，也非常抱歉，在我重建的世界里，没有农家乐与桃花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