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精神比什么都重要。只要有了这种精神，他就会有自己的声音。但这种声音通常并不等于谩骂，更不等于溢美之辞。真正的知识分子要谈问题必有强大的根据，这种根据可能是数字，也可能是其他。当然，最重要的根据只能是人的良知。
目前在许多领域里，围绕一些基本的或常识性的东西反而谈得很少，而不着边际的大话和洋话又谈得太多。外国话，一些概念和问题，由于语境和国情的区别，来到中国大半是纠缠不清的。也正因为其模糊性，又仿佛变成了极大的、令人生畏的学问。其实即便是真正的学问，如果化不开，有时候也会成为最不可靠的东西。对于文学作品的判断，僵死的学问使用起来总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对社会问题的判断也是一样，那些僵死的无根无柢的学问往往是靠不住的。在这个时期，因为认真生活而获得的意义，特别是一个人在生活中长期养成的品性，倒可以成为判断的最为可信的要素。
有时候我们很希望看到人的倔犟，但观察下来又会发现，倔犟也是各种各样的。没有多少根据的倔犟，使性子式的倔犟，除了偶尔博得一点喝彩之外，别无其他意义。朴素的精神和性格，这才是任何时期最为缺少的东西。人的勇气、见识、表达，所有的这一切一旦失去了朴素和真实，都要大打折扣，都难以避免表演的嫌疑。
我们也许应该自问一句：我们如果还算是知识分子，那么我们对于那些重复了一千遍的俗见和谬误，更不要说谎言了，亲自动手揭破了多少？我们又采用过何种形式坚持和强调了什么真实？这里说的只是真实，而不是真理。因为真理是更为崇高的、深邃的东西。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人时时揭示真理，但我们却能够要求一个人更多地说出真实。有时候真实也具有足够的力量。知识分子如果害怕真实，就会成为善于搞语言贿赂的人，就会让人心寒。反过来，知识分子不朴素，爱使性子，爱表演，或者为了自己的一点微小利益而相互攻击滋事，也很窝囊可卑。
我们以前有过这样的讨论：现在常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形，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在面对荒唐大谬时从来不敢发出一言，可是对他们当中的更优秀者却决不肯放过——他们这时候倒是颇能下得手去，所谓“无所不用其极”。
这常常让人觉得“人”是很脏的一种动物，给人一种丑陋感和无望感。
人的一生实际上能做成的事情是很少的，人这一辈子聚精会神、倾尽全力于某一种事业，能做得比较好也极为不易，也就算胜利了。但现实的情形是大多数人并不专注。为什么？因为要有许多时间用来嫉妒和虚荣。我们都知道嫉妒不好，嫉妒会产生出致命的恶果。但虚荣也很可怕，我们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过往之间有多少人被虚荣所害。一个人虚荣了，就失去了力量，就再也不会为求真而努力，更不会为真正有意义的工作而劳累终生。
我们还常常为这样的现象发出叹息：一个很好的艺术家在某个时刻背叛了自己的事业。不仅是艺术家，还有科学家，有时候也会背叛科学。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什么难为情。
一个科学家要始终葆有科学的良知有多么难，有时还要面临可怕的困境。科学在世俗世界中是要经常学得很乖的，它要更多地让步于技术主义，因为技术主义才可以大行其道。文学与科学的情形一样。文学要变得实用，至少要变得有趣。还要喜闻乐见。实用再加上有趣和喜闻乐见，真正的文学也就差不多折腾光了。强加于文学身上的世俗要求日甚一日，一个作家一直不去满足这些要求是极为困难的，是需要相当顽强的。
不仅是因为困难而改变自己，这样的情形还算是好的。可怕的是将背叛当作了这个时代的时髦。商业时代的确是有这种时髦的。怎样都行，现世主义，消费至上，在这样的世态之下，我们所谓的文学还能剩下什么？
但是真正的文学家和科学家一样，他们都长了一颗古怪的头颅，在迎面耸立的世俗大墙面前，此头甚硬。这就是头破血流的文学。所有留下来的文学，都是这样的文学。从荷马到鲁迅，简直无一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