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玉政委走了一年了。在这一年里，熟悉他的朋友每当谈起他，大家的心里都有一种润泽如玉的感觉，对他和蔼可亲、温文尔雅的音容笑貌总是记忆犹新。
我认识周克玉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我服役多年的基建工程兵在大裁军中被撤销了，我被调到总政干部部工作。在旃坛寺那座办公大楼里，不仅会议室的主席台上能经常看到他，还能在楼道里与他不期而遇。我知道，他是从济南军区某集团军政委的位置上被直接提拔到总部任职的。
那时军队正积极探索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刚从地方调回军队主持总政工作的是红二方面军著名的独臂将军余秋里，工作上素以大刀阔斧著称，中国摘掉贫油的帽子就是他的杰作。同时，余秋里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大部分时间在中央办公，因此急需找一个年轻能干的助手。周克玉就在这个时候进入了他的视野。
在当时总政的几个副主任中，虽说数周克玉资历最浅，但也是个年轻的老同志了。他1945年未满18岁时入的党，小小年纪便追随新四军出生入死，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42年，当他还在抗日民主政府举办的六年制高小读书时，就以聪明好学，思想进步，受到故乡江苏盐城党组织的注意和培养。值得一提的是，少年周克玉还是个文学青年，高小毕业后，文思奔涌，写过许多青春飞扬的诗。之后，在国共两党兵戎相见的日子里，他穿上军装，担任区队指导员，在硝烟战火中与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无论环境多么险恶，战斗多么频繁，他都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对时代的思考。上世纪50年代，人们对学历还不在乎，他在军里干部处工作，竟同时参加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两个函授班的专业学习，苦读4年，完成了所有的课程。
而且，他在战争年代的情感经历，也因带着那个年代的纯真和质朴，被我们这些总政机关干部津津乐道，传为佳话。他的爱人叫王昭，是他担任江苏射阳县陈良区青联会主任时的区妇联主任，两个人在工作中相互配合，取长补短，彼此有了朦朦胧胧的恋情。1947年冬天，他在区正规部队任指导员，王昭让战友陪同来看他。部队驻扎在江苏阜宁城南涂桥附近的一个村子里。那是个黑灯瞎火的夜晚，当他安顿好王昭她们回到屋里，村子突然被敌人包围了。听见枪声四起，他火速带领部队突围，却把两个女人丢下了，一时不知她们的死活。对此，他很长时间追悔莫及。后来，王昭也参军了，在苏北军区文工团当分队长。意外的重逢，他才知道，王昭和战友在被敌人包围的那个夜晚，也顺利突围了。患难中收获的爱情，从此让他俩格外珍惜。1952年，两个苦恋了7年的有情人才走到一起，安下了自己的家。之后的几十年，他们恩恩爱爱，琴瑟和鸣，既有际遇顺利时的同欢乐，也有遭受挫折时的共患难。
在总政这样的大机关，他是领导，加上公务繁忙，不可能认识机关的每一个人。最初一段时间，我和他即使在走廊里交错而过，也只是点点头，相互礼节性地问候一声。在日后的工作中，他不断用和蔼可亲的态度、润泽如玉的笑容，渐渐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有一天，我到他办公室递交文件，他起身热情相迎，然后坐在与我相隔一张茶几的沙发上主动和我聊天。为缓解我的窘迫，他说他看过我不少作品，说我文笔那么好，可别荒废了。又说我父亲贺龙元帅是他深爱的老一辈军事家，我的家史就是党史和军史，建议我自己动手把父母和家族的业绩写出来。
听了这些话我非常感动。我告诉他，我确实想写写我的父母亲，写写我们贺氏家族的光荣历程，已经收集了大量资料和素材，做了许多笔记。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时候还数次返回老家桑植，并沿着父母带着我走过的长征路作了比较深入的考察。但眼下工作、家务繁忙，实在静不下来。他频频点头，说理解理解，其实他和我一样，顾得了工作顾不上其他。他还问起我的家庭情况，我告诉他，我的老伴叫李振军，也是个老同志，1937年奔赴延安，如今在武警工作。他听到李振军的名字，恍然大悟，说是李政委啊！我知道，他可是个大秀才，会抓典型，能写文章，电影《战火中的青春》中那个女扮男装的主人公就是他在自己的部队发掘和宣传出来的，我得拜他为师。没过多久，我和老伴去他家登门拜访，他们一见如故，你唱我和，相互引为同道和知己，倒把我晾在了一边。
就在那一天，我知道他早有著书立说之心。在抗美援朝中，坑道里那么潮湿，那么昏暗，他以膝盖当桌子，坚持每天记日记。几大本纸页发黄的战地日记至今仍保存在箱子里。还有，这几十年，他从未中断诗词和书法练习，用他自己的话说，也写不出什么好东西、大东西，旨在修炼性格、陶冶情操而已。
上世纪90年代，我和他前后脚离开总政。他升任总后政委，衔至上将；我调军事科学院百科研究部，先任副部长，再任部长。后来大家都知道，他在总后政委任上干得轰轰烈烈，游刃有余，与思想政治工作相关的各个门类都风生水起。有口皆碑的是，他格外爱惜人才，尤其偏爱文学艺术人才。以《无极之路》《智慧风暴》等作品在纪实文学界声名鹊起的王宏甲、十几年后以长篇巨著《湖光山色》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周大新，都是在他的任上调入总后创作室的。青藏兵站部有个运输科长叫张鼎全，忍着长年查不出原因的腰痛，写了一部描写高原汽车兵生活的长篇小说《雪祭唐古拉》。周克玉得知消息后不仅亲自联系医院让他住院，指定专家为他治疗，还亲自为他的书作序，赶在他去世前帮他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把书出版了。
人无论当多大的官、干多大的事业，也有退下来的一天，老去的一天。上世纪90年代后期，周政委和我又差不多前后脚离开工作岗位。这时，他虽然担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和新四军研究会会长，毕竟不像过去那么忙。正好我也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这样，在“两会”期间和其他场合，见面的机会反而更多了。想不到，只几年时间，我还没有从失去老伴的悲凉和几十年亏欠儿女的生活中抽出身来，他已经连续整理出版了《京淮梦痕》《足茧千山》和《心羽飞絮》三本诗集，还出版了政治论文集《京淮求真》、军事生活和出访日记《战地雪泥》《天方行草》，再就是那部后来引起很大关注的《军政委日记》，可谓杰作频出，硕果累累。
他的勤奋写作对于我无疑是一种激励和驱策。于是，我也不敢耽误了，也开始磨去笔尖上的锈迹，重操写作技艺。虽然以我对党史和军史的熟悉、对我父母亲革命历程的耳濡目染、还有自己的经历，足以写几部厚厚的书，但我没有勇气和精力驾驭鸿篇巨著，只能把印象深刻的记忆长则万字、短则千言，以散文的形式一篇篇写下来。恰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喜欢这样的文字，一次次向我约稿。渐渐的，我边写作边有作品发表。而这时候，他成了我最热心的读者，最坚定的写作支持者。每次读过我的作品后，他都会给我发来一条或数条短信，对我或热情称赞，或进行言简意赅的点评。数年来，我不顾年老体弱，在亲人和朋友们的搀扶下，先后重返父母战斗和生活过的陕西富平县庄里镇、贵州印江县木黄镇、河北承德和围场，还有父母亲的故乡桑植和慈利，以及童年漂泊的洪江、乾州、永顺等地，咬紧牙一步步往前走，一篇篇往下写，不能说与他及时的鼓励和肯定没有关系，起码是动力之一吧。
最让我感动的是，2012年9月5日，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当年清明节回张家界为父亲扫墓后写的一篇数千字散文《去看一棵大树》，他当天看到便给我发来短信：“捷生，读了你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去看一棵大树》，我太感动了。文章写得多么细腻，多么动情，看得我泪如泉涌。我敢说，你的写作已经进入很高的境界了，写出了自己的经典，这是可以传给后代的。”看完这条短信我也泪如泉涌，因为这年我77岁，他83岁。人们不知道的是，这时他正躺在301医院的病床上，只能以流汁维持生命，活得苦不堪言。而他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给我写短信，发短信。请想想，这是不是用心血写的？是不是用生命写的？
更让我伤心的是，当我把近年来发表的散文收集成册，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散文集《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时，病重的他已经再也没有力量打开它了，也再不能为我的小小成功发来只言片语的鼓励短信了。2014年10月，我这本小书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界的朋友如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副主席高洪波、张抗抗等，纷纷发来热情洋溢的信息表示祝贺，而我在本该高兴的时候心里却泛起一阵凄楚。因为，几年来积极支持我写作的周克玉政委已在这年的3月25日溘然离世，走完了他85年的瑰丽人生。
想感激一个人却感激无门，这让我感到痛苦，感到深深的遗憾。唯愿在天堂的克玉政委能读到我这篇文章，唯愿他在读完这篇文章后脸上能一如既往地露出润泽如玉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