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古代，我们身边有性格的怪人似乎少多了。有时我们也会遇到几个特别的“怪人”，但基本上不是真性情的表露，而是故意用力的表演。违背常规的人看起来就会显得怪异，人们往往在背地议论时会加上几句不轻不重的谴责，比如说李白：一个身背宝剑的怪人，这个怪人如何寻仙访道，如何能喝酒，如何花钱如流水，如何出口成诵，等等。
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太远了，就成了怪人。俄罗斯作家契诃夫在《契诃夫手记》里有一句话，说“女人都喜欢一些怪人”。这是他的细微洞察，大概不是戏言。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些循规蹈矩比较严肃的男子，比较“正常”的男子，往往不像“怪人”那样更易于引人注意。当然这是一般而论，不算通则。但有鲜明外部风采和特征的男人，的确更容易受女人注意并引起她们的好奇，进而欣赏。
但在世俗层面上有时也会出现相反的情形。因为一般人要生活在更为现实的世界里，他们遇到一个说话一懵一懵、太有色彩和棱角的人，比如快言狂语的家伙，就会小心起来。这些人很难见容于周边。因为人性的缘故，这种情况从古至今大概都不会有多少改变，比如今天一个机构和单位里有这样的男子或女子，是很难被委以重任的。不过单讲可欣赏性，人们又极喜欢有趣的人。比较男人，女人天性里有更多的天真气和单纯气，她们常常有不同程度的幻想和浪漫的气质，所以一些在生活中所谓的“不着调”的角色，她们也能谅解和包容，有时还会着迷。
“古怪”和“坏”有时也像某种知识学问，是有一种系统的，女人与之亲密接触才有可能进入这个系统，那时的判断和理解也就完全不同了。这种男女之间难分难解的关系，在外人看来总是十分费解的。从这个角度讲，李白这种人更容易被女人喜欢，也容易陷入爱情之中。比如他一生的四个女人当中，就有两个前宰相的孙女，这可能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以当时李白的地位而言，按世俗的价值标准判断，这两次婚姻都显得有些特别。第一次他只是一个商人富家子弟，虽有一定的文名却没有进入官场。第二次更有些出乎意料，因为这时候的李白不仅背运，而且年龄偏大了。宗氏作为前宰相的孙女，家境好，人脉广，弟弟还在朝为官。有人以李白是一个大诗人来解释这两次姻缘，说当时人们对诗人如何崇拜等等。这大概只会是一小部分理由，主要的理由，仍然还是李白的个人魅力起到了决定的作用。
李白有诗名，但“怪异”的名声肯定更大。杜甫说李白“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从这一句诗来推断，他的恶名在一个时期一个范围内可能是不小的。当时李白加入永王李璘幕府，受牵连下狱并流放，差点当成乱臣贼子以叛逆罪处死。宗氏当年还是相当优越的：一品朝官的嫡亲，兄弟在朝为官；来往的是当朝名流，如一同进庐山修道的同伴就是当朝宰相李林甫的女儿。
像李白这样的人，一旦与之有过具体的接触和深入的了解，其过人魅力也就不可抵挡了。宗氏面对一个走向末路的困顿书生，一个有过三次婚姻的大龄男人，要做出以身相许的决定肯定也不容易。这里面一定有许多理由，其中最大的一个莫过于爱情本身了。在爱情面前，在喜悦和倾心面前，其他的也就不算什么了。要说财富和官职，这些东西宰相的孙女一概都见过，唯一感到新异和稀罕之物，大概就是逼人的才华了。这才是天下真正的无价之宝。她的目光极为突出和非凡，她当然是对的。
李白与宗氏确实有感情，为她写了不少诗，如《秋蒲寄内》《在浔阳非所寄内》《南流夜郎寄内》《别内赴征三首》等。宗氏等女子的趣味并非一般精明世俗女子可比，往往有着特别的我行我素的爱情，有特立独行的精神。在衣食无忧的前提下，她们的向往是十分特异的，希望追求更高更远的大体验和大实践。比如和李白生活在一起，不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吗？比如和一两个人离开繁华的官宦之家，到庐山这样的地方去修道，作为一个女子来说不是足够离奇了吗？像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像宗氏和宰相李林甫的女儿，她们都是长期专于修道的人，而不是图一时的新鲜和刺激。
李白在和宗氏结婚后不久也到庐山去了，两人志同道合，倾心修道。这该是另一种理想的生活，因为李白以前的许多精力都花在访道求仙这类事情上了，如今能和妻子一起潜入山中，也该是人生的大机遇大快乐了。可惜他仍然跳动着一颗儒家的入世之心，这颗心还相当活跃，太渴望建功立业了。于是当有人来劝说他加入永王李璘的队伍，一扫胡人平定天下时，他再也坐不住了。记载中宗氏对此很不情愿，但李白还是拗着性子离开了。从宗氏这个角度想一下看，刚找了一个如此可爱的男人，刚隐到大山里修道，做伴的还有当朝宰相李林甫的女儿，显然是最幸福的一段人生。可是李白还是走开了，结果酿成了一生中最大的磨难——被捕和流放。
说到李白晚年的这次大不幸，还要好好感谢这位贤妻：宗氏和弟弟动用了朝中的人脉关系全力搭救，结果最终使李白获得自由，并且产生了那篇千古绝唱：“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