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时节，同吾走了，刚刚76岁。
同吾是中国诗歌学会的创始人，也是向这个诗歌组织投入心血最多的一个人，同吾不是一个有训练的行政组织者，他是评论家、学者，因此这些年来操持诗歌学会的确真真的不易。
同吾与我相识极早，早到他还在通州当中学老师，认识同吾时我在《文艺报》当评论编辑，除了同吾是我的作者，还有吴思敬、陈良运几位，他们都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诗歌运动贡献过力量，至少在《文艺报》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后来同吾从学校调来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记得当时北京几所中学为我们输送了不少评论家，譬如孙武臣、何孔周、何镇邦，同吾是其中之一，从此他便与诗歌正式结缘，直到离开这个世界。
是同吾选择了诗歌还是诗歌选择了同吾？也许是一种历史际遇下的双向选择，但毫无疑问同吾对诗歌的热爱与理解，对诗人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怀与支持，对诗潮在文坛所起的地位和作用是超乎常人的，同吾全副身心地关注中国当代诗歌，他用超乎寻常的耐心从事各种诗歌活动，又用大量时间写下关于诗歌创作走向的判断性文章，同时面对专业与业余作者的海量作品，进行解析和欣赏，为这些诗集写序著文，我敢断定：同吾是评论家中介入诗歌活动最多的一位，也是为诗友们著文写序最勤的一位，同吾温和委婉，从来不会拒绝任何人，这也是我把“好人”二字赠送他的原因。
曾有十一年时间我与同吾为邻，为我们两家装修房屋的是一个姓许的唐山人，是同吾把老许介绍给我，然后我们开始了一场噩梦般的装修投诉。同吾家的水电设计一团糟，我家的暖气也曾大量跑水，将木地板泡成了船板。可是同吾充其量无奈地笑笑，最后在报纸上写了一篇近乎自嘲式的文章了事。一个缺乏装修资质的皮包公司，很轻易地让两个文人上当，又毫无损失地脱身离去，这证明同吾对人充满善意信任的可爱与单纯，这种风格几乎充盈在他的一生，好人同吾，确实如此。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同吾发起创立中国诗歌学会，当时一批老诗人如艾青、臧克家、屠岸、李瑛、绿原、牛汉都支持同吾，于是这个秘书长同吾一干就是十七年。他在这些年中组织了大量的诗人采风活动，诗集研讨活动，还有诗歌节的朗诵与筹备活动，可以不夸张地说，如果不是同吾的倾心投入，中国的新诗色彩肯定不会这么斑斓，更不会如此丰富多彩。在一次中国作协内部的汇报会上，同吾判断中国的“新诗人口” (一个有趣的名词)应有70万之多，这话也就同吾敢说，因为他的权威性无人可及。
当然，说这话时已是十多年前的往事了，现在中国究竟有多少“新诗人口” ，已经无法判断和分析，我个人相信是只增不减，毕竟诗歌是人类艺术王冠上最闪亮的那颗宝石，只要人类不灭绝，诗歌就会存在，人类追寻诗意、享受诗意，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同吾先生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好人”同吾之后，应该补上郑重的两个字：诗人同吾。
同吾逝世时，我即兴写了两首小诗，寄托了我巨大的哀思，其一：“诗坛若少张同吾，几多荒草待荒芜。曾忆十载隔墙居，一声慨叹代长哭！ ”其二：“昨夜冰雹袭京门，今日立秋辞故人。诗坛伯乐驾鹤去，天警地兆悲诗群。 ”
拥有“好人”与“诗人”双重身份的同吾兄，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