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8月，一位从没有发表过作品的作者名字出现在《作家》杂志的头条位置。这贸然的出现后来被评论家当成是“薛忆沩”跨入中国当代文学版图的标志。
充满青春期反叛情绪的中篇小说《睡星》于1986年1月在北京航空学院的一间教室里完成。它也是我在母校完成的最后的作品。我于1981年8月底在北京航空学院电子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注册，1985年7月初以全班最差的成绩毕业。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工科男”。大学4年时间里，阅读、写作、恋爱和失恋占用了我的大部分精力。我开始着迷的是诗歌创作，后来又尝试过写作风格诡异的短篇小说。
1986年1月，强烈的创作冲动将我这个在故乡一家国营企业里惶惶不可终日的“技术员”重新带回到了母校的教室。已经远去的大学时代从我狂躁的笔尖下重新浮现出来，完成了我与文学的“处女”之约。《睡星》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轻的艺术家，他用诗歌来接近内心，他用沉睡来逃避世界。小说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有点凄凉的汽笛声。那是列车从离我们宿舍区不远的清华园车站经过的时候发出的叹息。那是陪伴我大学时代所有失眠之夜的叹息。
《睡星》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周游了4家编辑部之后才得以出版。它让我经受了文学道路上第一次全面的心理和体能测验。我说过“文学是最艰难的人生冒险”。与文学定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贫穷、寂寞、绝望、羞辱和疯狂定约。“处女作”的命运就揭示了这严酷的真理，这无疑是写作者的大幸。
《睡星》发表一周年之际，创作的冲动再一次激励了我。我冒着“火炉”的酷热，连续作战，在故乡完成了长篇小说《遗弃》的初稿。这部试图在荒诞的历史中寻找个体生命价值的作品将我的写作带进了新的境界。它的“完成”对我随后的文学道路发生了神奇影响。不过，它首先向我发出的却是一道“红色”警报：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瞬间，我的腹部突然出现了一阵剧痛。我迅速冲进洗手间，迅速蹲了下去：短暂的晕眩之后，我看到出现在便池里的是红色的液体。我没有惊慌。但是，我对文学之约有了更深的认识，也有了更深的敬畏。我知道文学之约对写作者有最苛刻的要求，它不仅要求写作者全神贯注，还要求写作者以“身”相许。
到1991年年中，我的作品已经开始在《收获》《花城》以及台湾的《联合文学》等刊物上出现，一篇很短的作品还获得了《联合报》的文学奖。这本来是极为理想的起点，不料变成了注定的终点。我的文学道路因此出现了第一次中断。这是长达5年的中断。
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像惨败于“风车”之后的堂吉诃德一样，还会第二次出发。我“重返”文学的征程始于1996年。我最初完全是从零开始，甚至都不放弃在企业和区一级的报刊上发表的机会。想起来，我真是非常幸运：不仅很快收复了《收获》和《花城》等失地，还赢得了更为广阔的表现空间。这时候，喧嚣开始向我逼近，虚荣也开始向我逼近。我又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决定“背井离乡”，走向异域的迷宫。我开始并不清楚这个决定与文学之约有什么关系，直到8年之后，直到我有一天突然意识到自己对汉语的感觉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我才恍然大悟。
对汉语最新的感觉和对自己一贯的怀疑让我启动了自己写作道路上最疯狂的工程：对自己的作品发动“重写的革命”。从2010年到2015年，我用5年的时间“重写”了自己几乎全部的文学作品。这应该算是疯狂的文学举动。
在重写的同时，新作也络绎不绝。最近这4年，我用有点不可理喻的创造力见证了自己与文学之约。2012年，我同时出版了6部作品。接着是2013年出版了包括“深圳人”系列小说《出租车司机》在内的三部和2014年包括长篇小说《空巢》在内的两部。而今年，我马上又将有6部作品要同时上市。
我曾经戏称“孤陋寡闻”是自己这些年在创作上高潮迭起的原因。严肃地说，应该是“专注”。我现在居住的这座城市里，整天都有清鲜的空气，终年都有蓝天和白云。我在这里过着最简单的生活：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没有应酬、没有饭局，没有熊市、没有牛市……我很清楚是神圣的文学之约将我带到了今天。我很清楚是神圣的文学之约将我带到了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