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笔之初，我心里便有明确的目标：复活一个立体的杜牧、历史的杜牧，以匹配这个宏大的出版计划。所谓立体比较好理解，就是要发掘出被历史尘埃遮 蔽的诗人的真实性情，不仅仅是我们印象中的诗酒风流那样简单和标签化。这份努力的收获，就是总结出了杜牧的“长兄人格”。在弟弟跟前，与在朋友跟前，杜牧 是不一样的。他对弟弟谆谆教诲，但自己行事却并不那样。这种“口是心非”是长兄人格与诗人气质的混搭，或者说冲突。
历史的杜牧需要多说两句。我希望在书中还原唐朝，确切地说，是杜牧生活的中晚唐时代，因而在细节考证上下了不少功夫。首先就是官制。在诗人的传 记中作此努力，似乎有跑题之嫌，但其实没有。中国向为官本位之国。孟子说过，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孔夫子尚且如此，何况晚生后学。对于志存高远的儒 者而言，他们如此热衷于做官，不是要当林黛玉口中的“禄蠹”升官发财，而是想做一番事业。修齐治平，必须当位。不在位，如何谋其政。
具体到杜牧身上，我们如果要真正理解他的诗，他在诗中表现出来的落魄与不得志，他平生的郁闷愁烦，必须要从官制着眼。身为名相之孙，对他来说三品刺史显然不够。他要的是出将入相。否则便是投闲置散，便是生不逢时不得重用。
传记写作必须严格遵照史实。我对这本书的期许是，将来我死了，书照样还能卖，不会因为史实与考证的问题而束之高阁。因而我绝不向壁虚构。那些有 大段对话的传记，我是不会读的。将心比心，以己推人，我也不会那么写。我想读者对本书的期许，不是《论语》或者《国语》。我写的也不是话剧。虽然关于杜牧 的有效资料不多，我依旧将“合理虚构”的选项果断摈弃。那些无数的历史空白，我宁可从跟杜牧有交游的人身上，竹篮打水一般考证。说无一字无出处可能有些夸 张，但的确心向往之。
说到考证，书中例子很多。比如杏花村的位置。目前影响比较大的一是山西汾酒所在地，二是安徽池州。池州说似乎言之凿凿，《辞海》干脆直接注明杏 花村在池州。但我在书中提出了质疑。我认为，诗中的杏花村在湖北麻城县的可能性，至少不低于安徽池州。主要根据是杏花村就在池州城外一里许，素来喜好山水 的诗人杜牧，不会在上任半年之后还不知道出产名酒的名村，也不应该在离目的地如此近的情况下，还想中途喝上一杯，以舒愁肠。不仅如此，“断魂”的情绪，也 更切合于黄州。那是他初次外任州郡，以贬谪自居，因而无比郁愤。转任池州后，一来级别升入三品，二来伤口也已经结痂，似乎不必如此“断魂”。当然，此说的 前提，是此诗的作者的确是杜牧。毕竟它没有录入《樊川文集》。
交稿之后再审视作品，感觉这些官制、制度与细节的考证的确占了不少篇幅，随即想起孔乙己。回字的几种写法虽是夫子自重，却又遭遇鲁迅先生的无情 嘲讽，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似乎再也不能脱身，我辈当自警。然而转念细思，自信又重回心头：这些考证即便真是回字的几种写法，也不成问题。因为鲁迅的时代国家 将亡，救亡图存间不容发，不能实用的学问的确应该向后靠靠；如今世易时移，众神自可各归其位。回字的几种写法是研究文字的基本功，必须有人愿意扎扎实实地 做学问。若说文化自信，这便是标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