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作家笔下常写常新的一个话题，而作家的气节与骨气，往往是读者通过作家的言行从而衡量其是否有人格、脊梁的一把尺子。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就有忧国忧民的情怀，每当国家陷入战争的泥沼中的时候，以笔为枪，往往都是文人们心中有担当、共抒国难的一种方式方法。气节、操守、骨气，从来都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文人的脊梁。
当抗日战争硝烟燃起时，许多文人悲愤于国土沦丧，强敌入侵，痛恨于自己不能效命疆场杀敌报国，只好采取另一种方式，以笔为矛进行抗战，创作了大量的鼓舞士气，宣扬抗敌精神的作品。
1934年冬，诗人、剧作家田汉被捕后，在监狱中为电影《风云儿女》写下主题歌词《义勇军进行曲》 ，经聂耳谱曲后，随着电影的放映而迅速传遍全国，激励无数爱国志士和青年人投身到抗日战场中。中国第一个全文译出了《共产党宣言》这部马恩经典著作的陈望道，曾与鲁迅、叶圣陶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著作家抗日会” 。巴金《抗战三部曲》 、艾青的《火把》 、臧克家的《从军行》 、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 、范长江的《台儿庄血战经过》 、骆宾基的《东战场别动队》 、萧乾《血肉筑成的滇缅路》 、老舍的《四世同堂》 、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子弹》 、赵树理的长篇《李家庄的变迁》 、孙犁的《白洋淀纪事》 、萧军的《八月的乡村》 、林语堂的长篇小说《风声鹤唳》 、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 ……一篇篇，一章章，一首首，都是这些中国的知识分子，让民族的文学艺术生命倔强地存活下去的生命之歌。
当然，也不乏没有气节和骨气的文人。在北京有一条为了纪念中国29军抗日将领赵登禹将军命名的胡同，在赵登禹路胡同的北口有一处四合院，便是周作人的故居。历史如此的巧合，将两个在抗日战争期间不同命运、不同思想、不同气节的人组接在了一起。周作人的骨头在文人当中属于软的，他的气节也是多变的。他本来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山鼻祖之一，但当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他却以“中国必败”的言论成为汉奸。与留在沦陷的北平、为保晚节郁悒致病逝去的钱玄同，为躲避日寇、在流浪中殚精竭虑、夜以继日翻译莎士比亚戏剧贫病而亡的朱生豪，客死香港的文化界泰斗蔡元培，写出大量抗日歌曲、病死家中的音乐家黄自等人相比，周作人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弃。
70年了，这些爱国作家虽已作古，但他们依旧伟大。70年了，这些作家的气节，依然被后人传颂。无论是正面战斗，还是敌后战场，他们以笔为武装浴血奋战、视死如归，与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智慧和气节谱写了一曲曲、一首首感天撼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他们的伟大，就是因为他们是有民族气节的作家，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作家以笔作枪是一种家国情怀。家是个人的放大，国又是家的放大。作品，是一个作家气节的反映；文学，是一个时代气节的体现。生者，永远铭记那段耻辱的历史；历史，永远镌刻有气节的作家。
“学者的墨汁，在某种程度上要比英雄的鲜血还可贵。 ”让我们铭记住这位先哲的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