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上海方舟”(铭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上海盛夏的白太阳，热辣辣地烘烤着长阳路62号，一栋朴素的三层小楼，青砖打底，缦有带状红砖，以一种源自宗教的谦和姿态静默着。
观者如堵，进进出出，额上沁着汗珠，其中夹着不少金发碧眼的洋人，拖儿带女，扶老携幼，个个神情肃穆，显然把这个犹太教“摩西会堂”旧址视为圣地。
这一片建筑，从前常常走过。它夹杂在灰扑扑的楼群里，貌不惊人，不会让人多看一眼，浑然不知这栋尘满面鬓如霜的小楼，背负着那么多流亡犹太人的悲欢离合。直到看了SMG出品的纪录片《生命的记忆——犹太人在上海》，才像是看了一场七八十年前的“真人秀”，近两万个生命的砝码，悄然堆叠于此处高悬的历史天平，曾经流离失所的故事与故事中的人物倾泻而出，在苦难中闪烁着人性的微芒，让历史从绝望中生出希望。
于是，对生命、对这座城市的敬意，油然而生——恍如将瑟缩于大上海角落的一枚老洋葱，剥去层层叠叠的外衣，露出晶莹而辛辣的鲜活内核，让人凝神注目之际，禁不住为犹太人，也为这座苦难而伟大的城市，热泪交迸。
70年前的那场战争，600万犹太人被纳粹屠杀。如果没有“上海方舟”，这个可怖的数字，或将再加上2万。这座城市，足以仅仅因为这一件事，而被标注为“伟大”。
在鲜活的回忆里，真实的人生血泪交迸，有惨不忍闻，也有温情脉脉。能活到今天的幸存者，当年都是些天真的孩子。
1939年从柏林逃亡到上海的贝蒂·格列宾奇科夫，只有9岁。她的童年记忆，刻满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在柏林街头，她经常被纳粹童子军的孩子推推搡搡、扔石头、吐痰……贝蒂的爸爸每天都在被投入集中营的阴影中担惊受怕，那一年的4月底，他接到了盖世太保的传票，传他20天后必须去见秘密警察……
露西·齐默尔曼，在1938年11月9日那个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德国全境的犹太商店被打砸并洗劫，犹太人被掳往集中营——她只有8岁。她的父亲，一家高档鞋店的店主，被粗暴地闯进家来的纳粹党徒打断了鼻梁骨并将他血肉模糊地抓走，妈妈则被骤然撞开的门拍晕，原本的富家小公主，陡然间无依无靠……
迈克尔·布鲁门萨尔，在1938年的同一个夜里，12岁的他和露西一样失去了父亲，眼睁睁看着他被投入集中营。唯有一根“救命稻草”可以拯救父亲。当时规定，“水晶之夜”被捕的德国犹太人，只有证明自己立即离开德国，才可能获释……
火速逃离德国，是贝蒂、露西、迈克尔的家庭，以及无数犹太难民活下去的唯一选择。
然而，面对一夜之间沦为难民的50万德国犹太人和20万奥地利犹太人，国际社会却面露难色。
1938年夏，来自32个国家和救济组织的代表，在法国温泉度假胜地埃维昂莱班 (Evian-les-Bains) 举行会议，讨论德国犹太难民问题。美国、英国等与会国家都不愿放松对移民的限制政策，害怕难民的增加会导致本国经济进一步恶化。没有国家愿意接受更多犹太难民入境。1939年，经过几个月的争论，一项旨在接纳14岁以下德国难民儿童的援助议案，在美国也被否决。
德国纳粹政府幸灾乐祸地表示“震惊”：各国都批评德国待犹太人不公，怎么没有任何一国在“机会到来”时愿意向犹太人敞开大门呢？
当犹太族群面临灭顶之灾，西方国家几乎只是冷眼旁观，吝于援手。
然而此时，正如德国柏林犹太人博物馆的说明词：全世界都对犹太人关上了大门，上海是唯一的例外。
其实这个“例外”，比起那些顾虑重重的西方国家，本是自身难保。1937年8月13日，日军悍然进犯上海，中国军民奋起抵抗。繁华的大上海，成了狂轰滥炸的前线，只有租界还勉力维持着孤岛的浮华。然而，这座深陷苦难中的城市，仍然善良而温存地向犹太人敞开怀抱。
时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经他的手就签发了数千封目的地为上海的“生命签证”，被称为“东方的辛德勒”。他的名字，和众多在大屠杀中曾向犹太人伸出援手的义士一起，被刻在以色列“国际义士园”的石刻纪念碑上。
“上海，被认为是最糟糕的选择。”日后成为美国卡特政府财长的犹太儿童迈克尔，知道为了救出随时等待死神的父亲，他母亲别无选择。
迈克尔一家四口人，只弄到三张去上海的船票，他差一点被母亲不得已送上去法国的儿童船——那些儿童日后重回父母怀抱的，还不及十分之一，幸好父亲坚持一家人必须在一起，他们千方百计弄到了第四张船票。
贝蒂一家花掉了所有家当，甚至是不得不贿赂轮船公司员工，才弄到了珍贵的船票。父亲终于可以不去向恐怖的盖世太保报到，而举家漂往远东那个陌生的城市——上海。
犹太难民抵埠时，展现在上海港的，是一幅反差强烈的画面：毕竟能有财力支付船票来到上海的，几乎都是犹太人中的富商、企业主或是知识分子。他们衣冠楚楚，神情高贵，有的还身着裘皮大衣，气宇轩昂地走下舷梯。然而，纳粹政府不准他们带走超过10马克的现金，金银珠宝更不准带离国境，于是，大多数人一到上海便沦为赤贫，成为在肮脏的、疫病横行、数十甚至上百人同处一室的难民营中，靠领“美犹联合会”每顿价值1美分的救济粮存活的难民。
不管怎样，这里总好过集中营的非人生活。毕竟，可以一家人团圆；毕竟，“上海人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反犹主义”“和他们相处很舒服”“我们受到了尊敬”“在被隔离的这块区域内，我们可以自由地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
犹太小姑娘薇拉，被邻居周先生当成自己女儿一样善待，每天放学时就派人力车去学校接他的犹太“小公主”，每年春节，两家人都一起吃年夜饭。
露西的父亲，昔日鞋业大亨却在难民营兜售果酱，这让小女儿非常难过：“我们竟然沦落到这个地步。”露西甚至不得不学会吃掉身上乱跳的虱子。幸而他们奇迹般地碰到上海人吴先生，为露西父亲提供了做生意的场地，让露西一家又有了生计，吴先生还让出了自家的顶楼给露西一家居住，“他让我们的生活突然翻了个样儿”，露西可以去陕西北路的犹太学校读书了。
在现在的长阳路、霍山路、舟山路那一带，仍然留存着犹太人的印迹。他们用智慧和独特的犹太文化，在艰难时世中“改造”或改善着犹太人聚居地的一切，咖啡馆、面包店、俱乐部，把这一带慢慢变成了西方气息浓厚的“小维也纳”。
太平洋战争爆发，在犹太难民隔离区的日子越发难过。就在大家觉得快熬不下去的1945年夏天，忽然有一天，已经是20岁小伙子的迈克尔在送面包时发现，看守的日本兵忽然全都不见了！
战争终于结束。而这些已经六七年不与故乡互通音信的犹太难民，等到的却是来自故乡的噩耗：几乎所有留在欧洲的亲友都死于非命。贝蒂悲痛地说：“过了九岁，我就再没有外婆、叔叔、阿姨了。”
他们这才知道，曾经是“最糟糕选择”的上海，原来竟是他们生命中的诺亚方舟！
哪怕已经风烛残年，幸存者们仍然领着后代，年复一年地重返上海，或在异乡重聚，重拾上海记忆。毕竟，是宽容的上海，成就了他们以及后人丰厚而精彩的人生。
在长阳路62号里，有一面名单墙，上面刻着13732位曾经栖身上海的犹太人名字。出生于上海的犹太婴儿索尼娅，长大后用了长达15年来整理这份不完全的名单。
今天，曾站在这段历史台前的，都已是90岁左右的垂暮老人。再不听他们的叙述，这段已经被湮没了70年的历史，就将成为再也无法打捞的记忆黑洞。
以拥有人性温度的细节来还原历史，似乎是我们一直很不擅长的事情。对一个拥有五千年记忆的古国而言，历史似乎漫长得令人疲倦，我们总会不经意地忽略太多的细节，太多小人物的命运。在五千年的叙事中，有多少人会关注一只蚂蚁的疼痛、一株野草的呜咽呢？我们听闻了太多概念性、结论性的宏大叙事，而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故事，往往随着当事人生命的飘走，在历史长河里不留一丝痕迹。
所幸，在“上海方舟”幸存的两万人，经由贝蒂、露西、迈克尔等40位亲历者的故事，经由辗转维也纳二战纪念馆、柏林犹太人博物馆以及耶路撒冷犹太大屠杀纪念馆首度寻获并公开的档案资料，得以重新在历史记录上“生还”。这样一段记录，让人感到一份沉甸甸的重量。
以色列导演马尔伽利斯最近推出的一部公益宣传短片《谢谢上海》，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上海方舟”的分量。一分多钟的片子，满是以色列人从海法、特拉维夫、死海等各处送给上海的形形色色的“谢谢”，他们有市长、诺贝尔奖得主、魔法师、艺术家和学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为这部短片结尾：“我们永远感谢你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谢谢！”
这样一些生动的人物以及他们身旁祥和而美好的世界，让我想到了犹太教经文中的一句话：拯救一条生命，就是拯救一个世界。
而上海方舟，拯救了近两万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