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说写于1995年的秋天，当时我26岁，在一家报社工作，租住在北京朝阳区八里庄的一幢居民楼里。那个时候，从租住的五楼下来，我常常会溜达到不远处的老鲁迅文学院旁边的胡同里，吃卤煮火烧。附近还有一个民间的文学院“爱文文学院”，创办人是一个编辑各类当代文学大辞典的甘肃人，他叫舒凌。因为文学院就在附近，我就偶尔溜达到他那里去蹭饭，吃过他的太太张晴包的饺子。张晴后来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漂在北京》，记述了京漂的艰难生活。
舒凌是一个文学发烧友，他用编辑各类文学大辞典赚的钱，不仅办了爱文文学院，还办了一个纯粹的民间文学奖“爱文文学奖”，我记得，这个奖先后颁给过王蒙、张承志、西川等作家诗人。几年后的一天，据说经济状况变糟的舒凌就消失了，抛家舍妻，不见了。直到现在，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我在爱文文学院的院子里，还第一次见到了作家刘震云。那时候他常常骑个自行车，带着他的女儿妞子回家。当时他还在农民日报社上班，天天骑车去报社，躲在办公室里拔掉电话线，写他那200万字的4卷本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我们也一起去舒凌的文学院，吃饭、聊天、谈文学。晚上回到五楼的房子里，我就一边喝红酒，一边写这部小说。
现在想起来，在写这本小说的1995年，我是多么的焦虑和充满了激情。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借助30瓶葡萄酒的力量，完成了它。这部小说，就结构而言，我采取了双线结构，一条线是几个主要的艺术家的活动；另外的一条线，是每章写一个单独的流浪艺术家。也就是说，奇数章节都是叙述单个艺术家的情况，而偶数章节则按照小说主线发展，就像是用一根铁丝串起了一串糖葫芦。这是向我从大学时代起就非常心仪的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学习的小说结构技巧。
而且，我那时因为在报社工作，每天接触新闻，特别迷恋信息的作用。我一度认为对于小说来讲，信息比想象力更为重要。我就想，也许未来的小说发展路径，就是将故事、想象力和数据信息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写作方式，会出现一种新的文学——信息化的文学。但是，后来我不这样看了，因为文学是精神性的，是借助语言的美呈现的，其想象力是任何借助工具传达的信息所无法替代的。
我记得，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试图找到一种类似打击乐和摇滚乐的节奏，那时我一到夜晚就陷身于一种莫名的不安之中，那是被激情和灵感以及酒精抓住的不安，使我在台灯边的黑暗里走得很远，而没有任何人看见。白天的时候，我跑新闻，去采访包括流浪艺术家在内的很多人，晚上我就写这部小说。我记得，在上世纪的90年代中期，北京就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京漂，这些京漂构成了城市的边缘人群。而我则把目光聚焦到了那些流浪艺术家身上，这部小说就是描绘和献给他们的。那时候在一些饭局上，我曾先后见到了栗宪庭、方力均、王广义、张洹、高氏兄弟等艺术家和诗人，他们带给了我信息和灵感，使我的这部小说具有了独特的时间感和当下性。
现在回想起来，那种追求艺术的梦想和激情的痕迹依稀尚存，但今天已经物是人非了。最近10多年，那些流浪和定居北京的艺术家群体发生了很大分化，有的成了亿万富翁，有的远走海外，有的销声匿迹、默默无闻，甚至已经离开了人世。只有我这本书，成了一个特定时期的“北京时间”里的特殊人群的留影和纪念。
(本书为《白昼的喘息》的自序，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该书已由漓江出版社于2015年6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