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金生看来，每年的金秋，都是故宫最好的季节。蓝天下的太和殿，日落时的角楼，怎么看都看不够。石榴花儿结成了圆溜溜的石榴，一树一树的枣子弯弯地搭在红墙外，还有从朱檐金扉掠过的一阵阵鸽哨……
从1979年进入故宫起，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36年。作为故宫曾经的“大内总管”，他在2008年退休后又被故宫返聘，继续进行文物的清理，如今七个年头过去了，手里的活儿还没有完结的迹象。
梁金生的父亲梁匡忠服务故宫的时间更长。从1941年17岁进入故宫到1994年70岁退休，加上返聘的8年，工作时间长达60年。
还有爷爷梁廷炜，1933年2月他和故宫的文物南迁后，就再也没能重回自己居住过的四合院，1949年押送部分故宫南迁文物前往台湾，更是与亲人天海永隔。
梁家与故宫的缘分还不止于此。梁金生的高祖父梁德润与曾祖父梁世恩都是如意馆的画师。故宫博物院就收藏有他们的书画作品。五代人先后供职于故宫，这样的故事注定会被反复书写……
(一)
这是同事帮梁金生拍的一幅照片(见右下图)：一幅名为《山水图》的扇面，扇面上远山清廓，密布枯树瘦石，近处有两个人在桥上寒暄，是宫廷画典型的青绿设色，极具装饰性。编号“故8742”，落款用小楷工工整整地写着梁德润恭画几个字。梁金生说自己也没有机会见识高祖父留下的画作，据统计，故宫博物院收藏有高祖父的作品81件，以小幅的山水、花卉居多。关于他们的故事只能临风遥想了。
而爷爷梁廷炜与故宫的故事就曲折多了。
1900年出生的梁廷炜算是如意馆的最后一代画师。1925年成为当时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一员，对紫禁城的文物进行典查。
当时在故宫工作，一家人的日子本来很安稳。可是“九一八事变”之后烽烟四起，故宫决定将古物南迁，梁廷炜他们光是将这些个从未离开过紫禁城的文物装箱，就用了足足一年的时间。1933年载着国之重宝的火车离开北京时，梁廷炜他们都未带任何家人。一直到1936年底，在南京扩建了朝天宫，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相关文物从上海迁往了南京，全家人才得到准信儿前往南京团聚。
不曾想“七七事变”后，战事很快蔓延到南京，南京分院的文物又分3路运往四川，一大家子又随同古物一路西迁，经武昌、西安、宝鸡、汉中，最后于1939年抵达四川。
13427箱又64包。书画9000余幅，瓷器7000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文献3773箱……这么多的文物、这么远的距离、这么频繁的转移，途中多次遭遇车况、路况和天气状况的突变，还随时面临日军轰炸的危险……文物居然安然无事，简直创造了人类文物迁徙史上的奇迹。
抗日战争胜利后，分存于峨眉县、巴县、乐山县三处的文物先集中到重庆，1947年再运回南京。梁廷炜一家又随着文物回到南京。在孩子们的记忆中，每一年的春节他们都是在不同的地方度过的。文物走到哪里，家人就到哪里。
就在大家期盼着能早日回到北京时，国民党当局因大势已去，又决定将南京的部分文物运往台湾。运台文物共分三批，梁廷炜于1949年1月6日作为第二批运台文物的押运人，乘坐着招商局的海沪轮，押送着1680箱文物离开了大陆。他走时还带走了梁金生的奶奶和两个叔叔，以及父亲梁匡忠的长子、自己的哥哥梁峨生。
从1933年到1949年，15年的南迁之路，让梁家人觉得这次去台湾并没有什么特殊，只不过是又一次的迁徙，大家肯定很快就会见面。哪里想到自此海天茫茫，不但故宫国宝分散两岸，梁家三代人也骨肉分离、音信全无。
“我后来去台北见到过爷爷的老朋友。他们讲，当年文物抵达台湾后，大家买的全是最简单最便宜的家具，随时准备着回大陆和亲人团聚，很多文物箱子都没有打开。没想到会在台中雾峰乡的北沟滞留15年。后来直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成立，大家才意识到这些南迁的文物怕是回不了北京了。”梁金生讲起这些，还是会忍不住唏嘘。
后来导演周兵拍过一部关于台北故宫的纪录片，专门提到梁廷炜先生。当时《四库全书》存放在北沟，有一年台风极大，屋顶漏了雨，丛书不小心被浸泡，还是梁廷炜第一时间发现了险情，及时进行了抢救，才无大碍。“台北故宫的同事说，梁廷炜先生一年四季都穿着长袍，夹着一个布包，走路慢慢悠悠……”
1972年，梁廷炜在台北去世。
(二)
2007年，84岁的梁匡忠离开了这个自己眷恋的世界。有媒体报道说，海峡两岸最后一个见证故宫文物南迁的故宫人走了。
1946年，为表彰有功之臣，政府颁发了“抗战胜利勋章”，那志良和欧阳道达作为护卫故宫古物南迁的代表获此勋章，而当年17岁的梁匡忠正是在他们两位的推荐下于1941年成为故宫博物院的一员。
梁金生说，父亲与四川的感情最为深厚，他在那里成为故宫文物的守护者，也在那里娶妻生子。因为战争中总是辗转漂泊，为了有所纪念，父亲便以所到之地给孩子们取名：长子在峨眉出生，就叫梁峨生；二女是国宝迁徙到乐山时出生的，叫梁嘉生(乐山古称嘉定)；后面两个孩子，是抗战后文物返运南京后出生的，所以分别叫梁金生和梁宁生；1953年开始，故宫文物陆续北返，梁匡忠也调回北京工作，这时又有了一个小儿子，故名梁燕生。
梁匡忠后来回过乐山，梁金生和姐姐也于几年前去看那些做过文物库房的地方，“蜀犬吠日。很多乡亲们都记得那时候只要一出太阳，父亲和其他看管员就会把文物拿出来晾晒，以防潮防湿。那时给文物吹吹风晒晒太阳是件大事，得有警力在四周保护。尤其是书画、丝绸类的文物，本身北方到南方容易潮湿受损，同时还要防白蚁、防鼠类，每一个故宫人都如履薄冰，唯恐它们有丝毫的损坏。”
1949年，与父亲分别后，梁匡忠一直留守在南京，参与主持三批留宁古物拣选、装箱、押运的北返工作，直到1953年才调回北京，继续负责相关文物的清点、定名、检验工作，直到2002年彻底退休。
1987年一位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过的武先生来北京故宫参观，梁金生用繁体字写了封信，拜托武先生转交给台湾的亲人。然而那时祖父祖母都已故去，梁家后人也没有在台北故宫工作的，几经辗转，家书才转交给他住在台南的哥哥梁峨生。
第二年，离开大陆近40年的哥哥梁峨生回来叩拜父母。“父亲听着哥哥讲爷爷奶奶去世的经过，很久都没有任何的表情，呆呆地说不出一句话。现在大哥梁峨生每隔几年就能回一次内地，我们有空也常去台南看他。”
梁金生说，父亲就是故宫最最普通的一员，但他们那辈人对于故宫的爱是“从一而终”的。“父亲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能够在父母身边尽孝，他最大的愿望是分隔两岸的故宫文物能够一起在北京办个展览。”
(三)
1979年7月9日，30岁的梁金生从内蒙古插队返京后，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成为梁家的第五代故宫人。
梁金生至今记得刚被故宫录取时，父亲有好几天都掩饰不住的兴奋。“我也很高兴。打小给父亲送饭，天天都能穿过故宫，对那里的一切都有深厚的感情。当时家里离故宫很近，第一天上班，我一路骑车只用了10多分钟就到了。看着故宫的那扇大门缓缓打开，还是很不平静的。”一年又一年，骑车渐渐成为一种习惯。虽然住的地方离故宫越来越远，车程从10分钟变成20分钟、半小时，再到现在的一个小时，但和许多故宫人一样，梁金生一直都坚持着骑车上下班。
刚到故宫的时候，他只是工程队的一名普通工人，负责古建维修。1984年，被调到保管部工作，负责故宫150多万件文物的保管、征集和抽查工作，才有幸见到了爷爷和父亲一起守护过的南迁文物。
上世纪90年代梁金生去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发现许多文物的编号与北京故宫的老账目一模一样，真是百感交集。故宫副院长李季曾说，梁金生把文物的编号看得比命还重，若想让他销一个号或者增加一个号比登天还难，简直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架势。正是在梁金生担任文物管理处处长期间，故宫用将近7年的时间，完成了建院以来最为彻底的一次文物清理工作，摸清了家底儿，为180万件(套)藏品配好了身份证。
梁金生现在每天依然和过去一样骑着自行车进入东华门，沿着筒子河向北行，经过俗称的“三座门”，拐进树影婆娑的宫廷部，走进自己熟悉的办公室，整理那些别人看起来极其繁琐枯燥的数字。
这里离故宫当年存放《四库全书》的文渊阁并不远。每次经过，梁金生都会猜想爷爷梁廷炜1949年押送它们到台湾时的情景……
对于即将建成600年的紫禁城来说，梁家五代的故事其实并不能算得上是传奇，不过，其所浓缩的风云激荡亦足以折射出悲欣交集的家国命运。
(图片均由梁金生提供)
